1941年12月9日，清晨五点十七分，莫斯科西北郊无名小镇。
寒冷凝固了时间，让黎明前的黑暗显得格外漫长。我坐在“莱茵姑娘”的车长位上，眼睛紧贴着夜视潜望镜——一种原始但有效的光学设备，能将微弱星光放大到足以辨认轮廓的程度。视野里只有一片深浅不一的灰影：倒塌的建筑，积雪的废墟，冻僵的树影。一切寂静，寂静得令人怀疑自己的听觉是否也在严寒中失灵。
但寂静是假象。
三小时前，保罗从电台里监听到了异常：苏军通讯频率的活跃度增加了五倍，大量加密信息在短波上来回传输。两小时前，北面防线方向传来了不同于以往的炮声——不是试探性射击，而是有节奏的压制炮击。一小时前，我们的前沿观察哨报告“发现大规模装甲车辆移动的引擎声”，但具体数量和方向不明。
“他们在集结，”卡尔当时判断，“比我们预想的快。我原以为至少要到明天早上。”
现在，凌晨五时二十分，预感应验了。
最初是地面传来的微弱震颤，像远处雷暴的余波。威廉最先感觉到——他的背贴着驾驶座椅，对振动比任何人都敏感。
“坦克，”他低声说，声音在车内通话器里清晰得刺耳，“很多。东北方向，距离大概两公里。”
我调整潜望镜角度。东北面是小镇外围的一片开阔地，再远处是稀疏的白桦林。在逐渐增强的晨光中，林线边缘出现了移动的阴影：先是几个，然后十几个，最后多到无法快速计数。它们从树林中驶出，在雪地上形成黑色的剪影，像一群从巢穴中涌出的钢铁甲虫。
“t-34，”埃里希报告，他正通过炮手瞄准镜观察，“至少十五辆。等等……后面还有更大的。KV-1，三辆，可能四辆。”
新装填手韦伯的呼吸声在通话器里变得急促。这是他第一次面对真正的苏军装甲集群。
“镇定，”卡尔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早餐菜单，“我们位置好。他们在开阔地，我们在小镇边缘。我们是侧翼，不是正面。”
这是我们的运气——如果我们还能用“运气”这个词的话。苏军的主攻方向略微偏北，他们的纵队从小镇东北面约八百米处通过，朝着德军主要防线推进。而我们，恰好处在这个纵队的侧面，像躲在树丛中的猎人看着兽群从面前经过。
“目标分配，”卡尔开始下达指令，“优先击毁t-34。KV-1太硬，不要浪费弹药。埃里希，瞄准领头的那辆t-34，估算距离？”
“七百五十米，”埃里希的声音紧绷但专业，“风向东北，风速低。穿甲弹可以击穿侧面装甲。”
“韦伯，穿甲弹，装填。”
“穿甲弹，装填！”韦伯重复命令，声音因紧张而尖锐。我们听到身后传来急促但有序的动作声：弹药架打开，炮弹取出，装填入膛。
“装填完毕！”——六秒。还不错。
“威廉，调整车体角度，给我最佳射击位置。”
威廉缓缓转动坦克，让炮管对准东北方向。动作极其缓慢，几乎没有声音——他关闭了引擎，靠惯性滑行到射击位置，然后轻踩刹车。
“瞄准完成。”埃里希报告。
“开火。”
75毫米炮的轰鸣撕裂了黎明的寂静。炮口喷出的火焰在灰暗晨光中格外刺眼，后坐力让整个坦克向后滑动了几厘米。
透过望远镜，我看到炮弹的轨迹：一道几乎笔直的灰线，终点是那辆领头t-34的车体侧面。命中点爆出一团火花，接着是更明亮的火焰从舱口喷出。t-34歪斜着停下，炮塔舱盖打开，两个人影爬出来，在雪地上翻滚。
“命中！”埃里希压抑着兴奋，“击毁！”
但这不是庆祝的时候。
“第二目标，右侧第三辆t-34，”卡尔继续，声音没有波动，“快速射击，然后准备移动。”
“装填！”韦伯喊道，动作比第一次更快。
“装填完毕！”——五点五秒。
“开火！”
第二发炮弹飞出。这次没有直接命中，但击中了t-34前方的地面，爆炸掀起的冻土和积雪遮挡了它的视线，迫使它停车。
“够了，”卡尔下令，“威廉，启动引擎，后退到建筑后面。埃里希，用机枪扫射步兵区域，制造混乱。”
引擎咆哮着启动。坦克缓缓后退，退入一栋半毁的砖石建筑后方。与此同时，埃里希操纵同轴机枪，向苏军纵队后方的步兵运输车区域扫射。曳光弹划出明亮的轨迹，打在车辆周围的雪地上，溅起一片白色浪花。
我们没有看到多少步兵倒下——距离太远，又是扫射，精度有限。但目的达到了：混乱。
苏军纵队出现了短暂的停顿。坦克开始转动炮塔，寻找袭击来源。步兵从运输车上跳下，散开寻找掩护。整个推进节奏被打乱了。
但这只是开始。
“他们发现我们了，”保罗从电台位报告，“我监听到俄语通讯：‘右侧小镇有敌军坦克，至少一辆，可能更多。’”
“一辆，”卡尔苦笑，“他们高估了我们。”
“KV-1转向了，”埃里希警告，“朝我们这个方向。”
透过建筑废墟的缝隙，我看到那三辆KV-1重型坦克中最前面的一辆缓缓转向。它庞大的身躯在雪地上留下深深的履带印，炮塔转动，76.2毫米炮管像一根粗大的手指指向我们所在的位置。
“撤退，”卡尔果断下令，“按计划路线。威廉，你知道路。”
“知道。”
“莱茵姑娘”猛地加速，从建筑后方冲出，沿着小镇内部一条狭窄的街道疾驰。我们没有选择来时的路——那可能已经被苏军侦察兵封锁。威廉选择了一条更隐蔽但更危险的路线：穿过小镇中心的市场废墟，绕过被炸毁的教堂，从西南方向脱离接触。
坦克在废墟间穿梭，履带碾过碎砖和冻结的泥泞。威廉的驾驶技术在此刻达到了艺术的高度：他在狭窄的巷道中全速前进，每次转弯都精确到厘米，每次加速都恰到好处。传动系统的异响变得尖锐，但暂时还能承受。
“右转，进那条小巷！”卡尔指着地图上的标记。
坦克急转弯，冲进一条宽度仅比坦克宽出三十厘米的小巷。两侧墙壁的砖石刮擦着装甲板，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但威廉没有减速。
“前方有路障！”
街口堆着沙袋和破损家具——可能是德军早些时候设置的，也可能是苏军昨晚布置的。
“撞过去！”
“莱茵姑娘”撞开路障，沙袋飞散，木制家具粉碎。但冲击让左侧履带发出不祥的响声。
“履带松了！”威廉报告，“可能断了一两个履带销。”
“能坚持吗？”
“能，但速度会受影响。”
我们继续前进。后方传来了炮声——KV-1开火了。炮弹没有直接瞄准我们，而是轰击了我们刚才所在的区域。爆炸将一整栋建筑炸塌，砖石和雪块如雨般落下。
“他们在用炮火覆盖整个区域，”埃里希判断，“不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就摧毁一切可能藏身的地方。”
典型的苏军战术：用绝对的火力优势弥补情报不足。
“左转，然后全速！”卡尔看着地图，“前方是小镇边缘，出去就是开阔地。我们需要在开阔地上跑四百米，才能到达下一个隐蔽点。”
这是最危险的一段。在开阔地上，我们完全暴露，而苏军坦克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瞄准。
“没有选择，”威廉说，“抓紧。”
坦克冲出小镇，驶入开阔的雪原。速度表指针艰难爬升：十五公里，二十公里，二十五公里——这是“莱茵姑娘”在目前状态下能达到的极限。
“KV-1追上来了！”埃里希从后视观察镜报告，“距离约九百米。”
九百米，对KV-1的76.2毫米炮来说，是有效射程。
“不规则机动！”卡尔命令。
威廉开始之字形行驶，不断改变方向和速度。这是消耗体力和燃料的战术，但能增加敌方瞄准的难度。
第一发炮弹落在我们右侧三十米处，爆炸掀起大量积雪。
“偏了！继续！”
第二发更近，十五米，冲击波让坦克剧烈摇晃。
第三发——没有第三发。
“它停了，”埃里希疑惑地说，“为什么？”
我回头看去。KV-1确实停在了小镇边缘，没有继续追击。它的炮塔转动着，但没有开火。
“可能担心有埋伏，”卡尔猜测，“或者接到了其他命令。”
无论原因是什么，这给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威廉驾驶坦克冲进一片稀疏的桦树林，利用树干作为掩护，继续向西南方向撤退。
十五分钟后，我们到达预定会合点：一个被遗弃的德军炮兵阵地。这里有三门被破坏的105毫米榴弹炮，和一些散乱的弹药箱。没有友军——要么已经撤退，要么已经阵亡。
“停车，检查损伤，”卡尔下令，“我们有两小时安全时间，如果情报准确的话。”
威廉关闭引擎。突然的寂静让人耳膜嗡鸣。
我们爬出坦克。清晨的阳光终于穿透云层，苍白无力地照在雪地上。气温依然是零下三十度左右，但至少有了光线。
检查结果比预想的糟：左侧履带断了两个履带销，第三个即将断裂。传动系统的异响变得更加明显，可能某个齿轮已经崩齿。最严重的是，炮塔旋转机构在刚才的颠簸中卡住了——现在只能向左转动十五度，向右完全不能转。
“需要至少四小时维修，”威廉评估，“而且需要零件。我们没有。”
“那就做能做的，”卡尔说，“至少让履带能坚持到下一个据点。”
我们开始工作。威廉和韦伯修理履带，埃里希尝试修复炮塔机构，我检查弹药和燃料。保罗继续监听电台，随时报告敌情。
工作间隙，韦伯突然问：“我们为什么能活下来？我的意思是，他们有那么多坦克，我们只有一辆，还是坏的……”
“因为我们没有正面交战，”埃里希头也不抬地回答，手里拿着扳手试图松动卡死的齿轮，“我们在侧面，打了就跑。这是现在唯一有效的战术。”
“但以前不是这样，”韦伯说，“在法国时——”
“这里不是法国，”卡尔打断他，“在法国，我们有空中优势，有完整的补给，有士气和信心。在这里，我们有什么？”他环视周围，“一辆快散架的坦克，五个人，还有逐渐消失的运气。”
韦伯沉默了。这个年轻的大学新生正在以最残酷的方式学习战争的真实面貌：不是教科书上的战术推演，不是宣传片里的钢铁洪流，而是寒冷，恐惧，机械故障，和为了活命而不得不放弃的尊严。
上午八时，维修勉强完成。履带能用了，但随时可能再次断裂。炮塔能向左转三十度，向右依然卡死。燃料还剩四分之一箱。弹药：穿甲弹只剩四发，高爆弹七发。
“足够再打一次伏击，”卡尔看着清点结果，“或者一次绝望的防守。”
“或者一次逃跑，”威廉平静地补充，“如果必须的话。”
保罗从电台抬起头：“最新情报，苏军主力已经突破北面防线六公里。我们这里的部队被命令‘灵活防御’——意思是尽可能拖延，但必要时可以撤退。”
“灵活防御，”埃里希重复这个词，语气讽刺，“多好的说法。承认失败但不承认失败。”
“重要的是，”卡尔说，“我们暂时不需要正面阻挡那三辆KV-1。我们的任务是骚扰，迟滞，制造麻烦。像蚊子叮大象，杀不死但能让它烦躁。”
这个比喻贴切而可悲。我们曾经是战争的矛头，是闪电的化身。现在，我们成了蚊子，在俄罗斯的冬天里，试图用微不足道的叮咬拖延一头苏醒的巨兽。
中午，我们吃了简单的口粮。韦伯在吃饭时突然说：“我理解了。我们现在做的不是赢，是不要输得太快。”
威廉看着他，点点头。“你开始明白了。战争有很多阶段。第一阶段：赢。第二阶段：不要输。第三阶段：活着回家。我们已经在第二阶段很久了。”
“有第四阶段吗？”韦伯问。
“有，”威廉说，“记住发生了什么，并确保不再发生。但那是战争结束后的事了。”
饭后，我们重新进入坦克，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下一个据点八公里外，那里应该还有德军部队，应该还有组织，应该还有希望。
“应该”，这个词在战争中变得如此脆弱，如此虚幻。
但我们依然前进。因为停止就意味着死亡，后退就意味着崩溃。
在“莱茵姑娘”颤抖的引擎声中，在传动系统不祥的异响中，在寒冷和饥饿的持续折磨中，我们前进。
侧翼的死神今天放过了我们。但死神从不真正离开，它只是在等待，在集结，在准备下一次更猛烈的冲击。
而我们，在它再次到来前，争取每一公里，每一小时，每一次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