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寒风像淬了冰的刀子，呼啸着刮过通县的大街小巷。风裹着地上的尘土、干枯的碎纸屑和零星的枯草，在墙角打着旋儿，发出呜呜的声响，听得人心里发紧。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年关特有的气息——既有家家户户盼着团圆的热切期盼，又夹杂着物资匮乏年代里，为筹备年货而生的焦灼与算计，冷热交织，格外真切。
进了腊月门，就算是正式踏入了年关。通县的街头渐渐热闹起来，平日里冷清的供销社门口排起了长队，粮站、肉铺更是人头攒动。哪怕日子再拮据，人们也总想着法儿地让年夜饭的桌上多点油腥，给孩子添件新衣裳，图个新年的好彩头。那些攥在手里的肉票、油票、糖票、布票，在这个月里成了最金贵的东西，被人们小心翼翼地夹在户口本里，数了又数，算来算去，恨不得把一张票掰成两半用。
何家小院也早早浸在了这份年关的氛围里。李秀兰是个过日子的好手，刚进腊月就把家里的票证都翻了出来，铺在炕桌上，借着窗棂透进来的微光一张张梳理。她戴着老花镜，手指粗糙却灵活，把肉票、油票、糖票分门别类码好，又拿起算盘噼里啪啦地算了起来。“天能，你看啊，这肉票能买半斤五花肉，留着年三十炖白菜；油票还够炸两回油饼，孩子们爱吃；糖票少点，只能买二两水果糖，给虹平她们几个分分。”她一边算一边念叨，声音不大，却透着仔细。
何天能坐在一旁擦着他的卡车方向盘套，那是他跑运输的吃饭家伙，平日里宝贝得很。“你看着安排就好，过日子你比我在行。”他抬起头，看着妻子鬓角的几缕白发，心里有些发酸。妻子跟着他操劳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抱怨过，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他能安心在外跑车。
李秀兰放下算盘，眼神落在院子西南角的几垄菠菜上，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那是她特意留的越冬菠菜，盖着厚厚的麦秸，绿油油的长得正旺。“这菠菜可是咱们的底气，等过几天再割一茬，拿到集市上能换点零钱，到时候就能多割二两肉，或者给启平、虹平扯点新布，做件罩衫过年。”她盘算着，眼里满是对好日子的期盼。为了让菠菜长得更旺，她每天早上都会去掀开麦秸透气，傍晚再仔细盖好，生怕冻着了这宝贝疙瘩。
何天能跑车的劲头也更足了。年底运输任务紧，单位里的活儿排得满满当当，虽然累，但津贴也比平时多些，还能偶尔分到点紧俏的年货。他心里惦记着家里，每次跑长途回来，总不忘给孩子们带点惊喜——可能是几颗外地的水果，也可能是一小包饼干。这次更让李秀兰惊喜的是，他凭着多年跑车积累的人情，从邻省的一个老伙计那儿捎带回来一小包干红枣。那红枣个头饱满，颜色红得发亮，在物资匮乏的通县，可是少见的金贵东西。
李秀兰捧着那包红枣，翻来覆去地看，笑得合不拢嘴：“这可是好东西啊，补血补气，年三十蒸枣馒头正好，又甜又吉祥。”她小心翼翼地把红枣分成两份，一份用布包好藏在柜子里，留着过年蒸馒头；另一份抓了一小把，递给围在身边的何启平和何虹平，“你们俩尝尝鲜，可别一次吃完了。”
何启平捏着一颗红枣，放进嘴里慢慢嚼着，甜丝丝的味道在嘴里散开，让他眼睛一亮。这个十一岁的半大孩子，最近对修理东西着了迷，俨然把这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他的“修理铺”就设在院子角落里的一间小杂物房里，里面堆着各种捡来的旧零件、螺丝刀、扳手，都是他的宝贝。
年底了，邻里们家里的东西坏了，都想着修修能用就凑活过年，何启平的“生意”也比平时多了不少。他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钻进杂物房，鼓捣个不停。先是把家里那盏用了好几年、时亮时不亮的旧手电筒修好了，接着又帮隔壁王大妈修好了漏风的煤炉子，后来更是挑战了一个“大活”——邻居李大爷家的破收音机。那收音机买了好几年，后来不知怎么就时响时不响，满是杂音，李大爷本来都想扔了，听说何启平会修，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送了过来。
何启平对着收音机研究了好几天，拆了装，装了拆，手上沾满了油污，甚至还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但他一点也不气馁。他凭着从书本上看来的知识和自己的琢磨，一点点排查问题，最后发现是线路接触不良。等他把线路重新接好，按下开关，收音机里竟然清晰地传出了歌声，虽然偶尔还有点杂音，但比起之前已经好了太多。
李大爷赶来取收音机时，一听里面传出的歌声，惊喜得合不拢嘴，拉着何启平的手一个劲儿地夸：“启平这孩子真能干，比修电器的师傅还厉害！”说着，硬是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红彤彤的苹果塞给何启平，作为酬谢。那苹果又大又圆，散发着淡淡的果香，在那个年代可是稀罕物。
何启平捧着苹果，心里美滋滋的，这小小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他。他觉得自己或许真能吃修理这碗饭，以后不仅能帮家里省点钱，还能给别人帮忙，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充满了成就感。他把其中一个苹果递给妹妹何虹平，“你吃，这苹果可甜了。”
八岁的何虹平接过苹果，没有立刻吃，而是先闻了闻，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口袋里。她比同龄人要早熟、敏感得多，这段时间在供销社帮忙，让她更能察觉到年关将近时，人心的浮动与变化。
供销社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货架前总是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脸上都带着焦急又期盼的神情，围着售货员问东问西，生怕自己想要的东西被别人抢光了。那些不要票证但价格偏高的糖果、点心柜台前，更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不少人咬咬牙，还是愿意花钱买一点，给孩子尝尝鲜，也让年过得更有滋味。
虹平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切，听着人们的交谈。有人在抱怨票证太少，不够用；有人在猜测来年的光景，说可能会松快些；还有人在炫耀自己托关系弄到了紧俏的年货。这些细碎的话语和人们脸上的神情，都被她悄悄记在心里。她知道，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供销社里的热闹与拥挤，人们对年货的争抢与期盼，都是社会情绪变化的晴雨表，反映着大家对生活的渴望与焦虑。
她还发现，母亲供销社的同事们之间也多了些微妙的互动。平时大家各司其职，交流不多，可到了年关，互相帮忙捎带东西、分享年货信息的人多了起来。李秀兰也趁着这个机会，把家里菜园种的菠菜、萝卜分了些给关系好的同事，一来二去，关系愈发融洽了。虹平看着母亲与人打交道时的得体与真诚，心里暗暗记下，待人接物，真诚与体谅总是没错的。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种迎接新年的热切氛围中。与何家小院的温馨和睦相比，老宅那边的气氛却一天比一天压抑，像是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阴云。
张翠花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整天拉长着脸，看什么都不顺眼。眼瞅着就要过年了，小儿子何天佑家依旧是那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何天佑本身就好吃懒做，不肯好好干活，妻子刘玉兰更是个只会抱怨、不会持家的，家里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别说孝敬她这个当娘的年礼，反倒天天盼着她能从其他儿子那里刮点油水下来，贴补他们家用。
张翠花心里打着小算盘，她知道大儿子何天培在罐头厂上班，日子过得还算宽裕；二儿子何天能跑运输，津贴不少，家里也殷实。她几次三番地暗示何天能和何天培，想让他们多补贴点小儿子家，可两人的回应都淡淡的，没接她的话茬。
何天能每次回老宅，都会按规矩给她带些年货，逢年过节也从不缺孝敬，但多余的补贴却不肯给。他总说：“娘，该给您的我们绝不会少，但天佑也老大不小了，有手有脚，该自己挣钱养家，总指望别人补贴，不是长久之计。”张翠花听了，心里老大不高兴，觉得二儿子胳膊肘往外拐，不心疼自己的弟弟。
何天培家虽然条件稍好，但大儿媳水双凤是个精明人，心里跟明镜似的。她知道婆婆的心思，也清楚小叔子一家的德行，所以给婆婆的年礼总是准备得中规中矩——几斤面粉、二两红糖，不多不少，刚好符合礼数，想多要一点，门都没有。水双凤常跟何天培说：“咱们日子过得好，是咱们自己辛苦挣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天佑家穷，是他们自己不肯干，咱们没义务一直补贴他们。”何天培性子精明，觉得妻子说得有道理，所以对母亲的要求，也只是含糊其辞地应付过去。
张翠花的心思落了空，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又没地方发泄，何青萍自然就成了她首当其冲的出气筒。何青萍是何天佑的大女儿，今年十二岁，在老宅里过得如同透明人一般。张翠花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对两个孙子宝贝得不得了，对何青萍却怎么看都不顺眼，稍有不顺心，就把火气撒在她身上。
“你这死丫头，扫地都扫不干净，留着你有什么用！”张翠花手里拿着扫帚，指着地上的一点灰尘，对着何青萍破口大骂。何青萍低着头，默默地拿起扫帚，重新把地扫了一遍，不敢有半句辩解。有时候，她烧火做饭，稍微多添了点柴火，也会引来张翠花的一顿数落：“败家子！柴火不要钱买啊？就你会烧火，不知道省着点用！”
甚至吃饭的时候，何青萍多夹了一筷子咸菜，张翠花都会眼睛一瞪，骂道：“饿死鬼托生的？就知道吃！家里的粮食都被你这样的赔钱货吃穷了！”何青萍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待遇，她逆来顺受地低着头，默默地扒着碗里的粗粮，把所有的咒骂都屏蔽在外。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刻薄的话语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日积月累，早已结下了厚厚的痂，底下是化不开的怨恨。
没人看见的时候，何青萍的眼神会变得格外阴冷，她会死死地盯着张翠花藏粮票的小木匣，盯着鸡窝里那几只每天能下蛋、却从来轮不到她吃的老母鸡。她心里清楚，这个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是留给弟弟们的，她不过是个多余的人，是个可以随意打骂、随意使唤的工具。
比老宅更压抑的，是三房何天良家。何天良在钢厂当工人，按理说有份正经工作，日子不该过得太差，可他和妻子叶春燕连生了五个女儿，日子就越过越拧巴。叶春燕如今怀着第六个孩子，已经八个多月了，肚子已经明显隆起，行动也有些不便，但她的脾气却越发暴躁古怪，几乎到了求子疯魔的地步。
为了能生个儿子，叶春燕四处求医，只要听说哪里有“灵验”的仙姑或者“生子偏方”，不管多远、多贵，她都要去试试。家里本来就不宽裕，大部分钱都被她拿去买了那些黑乎乎、苦兮兮的生子药，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她每天都要喝两大碗汤药，那药味又苦又涩，喝得她直皱眉头，可她从来没间断过，眼里只剩下“生儿子”这一个念头，仿佛只有生了儿子，她在这个家、在亲戚邻里面前才能抬起头来。
她把自己生不出儿子的怨气，都撒在了五个女儿身上。大女儿来儿十二岁，每天要洗衣做饭、照顾妹妹们，稍微做得慢点，就会被叶春燕打骂；二女儿念儿十岁，要带着妹妹们拾柴火、挖野菜，稍有疏忽，就会招来一顿呵斥。五个女儿在她面前，总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惹母亲生气。在叶春燕眼里，这五个女儿就是她生儿子的“绊脚石”，是“赔钱货”，根本不值得心疼。
何天良的日子也不好过。连生五个女儿，让他在厂里抬不起头。同事们总拿这事打趣他，“何天良，五朵金花，你可真有福气啊！”“什么时候能凑够六六大顺，再来个丫头片子？”那些看似玩笑的话语，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让他又羞又恼。
他心里既期盼叶春燕这次能生个儿子，了却他传宗接代的心愿，又害怕再次失望，那种在期盼与恐惧中反复煎熬的滋味，让他备受折磨。为了排解心里的苦闷，他酒喝得越来越凶，每天下班都要去小酒馆喝上半斤散装白酒，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
一回到家，看到叶春燕那张布满焦虑和急切的脸，看到五个女儿怯生生的样子，他心里的火气就忍不住往上冒，把在厂里受的气、心里的憋屈，全都撒在妻子和女儿身上。“喝！喝！喝了那么多药，有什么用？我看这次还是个丫头！”“人家都笑话我断子绝孙，都是你们这些赔钱货害的！”他的怒骂声、叶春燕的啜泣声、女儿们的哭声，常常在狭小的屋子里回荡，让这个家的气氛紧张得如同一个随时会炸开的火药桶。
年关越来越近，何天良家的日子越发难过。看着别人家都在筹备年货，他家里却连买半斤肉的钱都凑不出来，心里更是焦躁。他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去找了何天能一次，支支吾吾地想借点钱过年。
何天能看着弟弟那副醉醺醺、没精打采的样子，心里不是滋味。毕竟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他也想帮衬一把，可一想起何天良平日里的所作所为——对女儿们非打即骂，对叶春燕的求子执念不管不顾，整天就知道喝酒发脾气，他又狠下心来拒绝了。
“天良，不是二哥不帮你，””何天能语重心长地说，“救急不救穷。你自己有手有脚，在钢厂有正经工作，每个月都有工资，只要你肯好好干，把喝酒的钱省下来，好好照顾老婆孩子，日子总能过下去。总指望别人借钱过日子，不是长久之计。”
他顿了顿，看着何天良泛红的眼眶，继续说道：“马上又要当爹了，你得有点当爹的样子和责任。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是你的骨肉，都该好好疼惜。别再拿孩子撒气了，也劝劝春燕，别再迷信那些生子药了，好好养胎才是正经事。”
何天良被说得面红耳赤，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二哥说得对，可心里的执念和憋屈却让他无法释怀。他讪讪地站起身，狼狈地离开了何天能家。回到家后，他心里的火气没处发泄，又对着叶春燕和女儿们一通打骂，家里的低气压几乎让人窒息。叶春燕抱着肚子默默流泪，心里却依旧默念着“一定要是儿子”，仿佛只有生了儿子，才能改变这一切。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俗称“祭灶日”。按照通县的习俗，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祭灶王爷，摆上糖瓜、灶糖，希望灶王爷能“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保佑一家人来年平安顺遂、五谷丰登。
何家小院里飘出了甜甜的糖瓜香。李秀兰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二两灶糖，又用面粉烙了几个小小的糖饼，摆在灶台前。她点上一炷香，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灶王爷，您老人家上天多说好话，保佑我们家天能跑车平平安安，孩子们健健康康，来年日子越过越红火。”
何天能也早早地收车回了家，还带回了半斤花生和一小包瓜子。一家人围坐在炉子边，吃着热乎乎的饭菜——虽然只是简单的白菜炖豆腐、贴饼子，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气氛温馨和睦。炉子上的水壶冒着热气，滋滋地响着，给这个寒冷的冬夜增添了几分暖意。
“爸，妈，大哥信里说，他们学校也快放假了，不过他打算留在省城找个临时工做做，锻炼一下，也赚点生活费。过年一定回来！”何启平一边啃着手里的贴饼子，一边想起了大哥何承平的家书，连忙传达给父母。
何承平是家里的老大，如今在省城读高中，是全家人的骄傲。他性子沉稳、懂事，知道家里不容易，总想自己多挣点钱，减轻父母的负担。
“这孩子，就是太要强了。”李秀兰听了，心疼地念叨着，眼里却满是骄傲。儿子知道自立自强，懂得为家里分忧，这是她最欣慰的事。“省城冬天冷，不知道他有没有厚衣裳穿，吃饭能不能吃饱。”她又忍不住担心起来，盘算着要不要给孩子寄点吃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