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被崔俊纳入囊中之后，便挑选教师前去琉球教习当地人学习唐话以及教习他们金山的法规与制度，并帮助他们建立省议会。
突厥的使者来到大唐，等了数月才见到李治。突厥使者对于大唐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军堡，抢夺土地的做法进行了怒斥，并要求归还土地、撤除军堡。
李治听了突厥使者的话自然心中不满，但是却没有当场发作。此事突厥国内早已平叛，虽说一场大战让突厥损失了不少的人力与财力，但是真要与突厥开战，李治又不得不顾虑新罗的威胁。这让李治非常忌惮。
但是将多来的土地交还给突厥，李职心里又不乐意，正在犯愁之时，武曌却道：“突厥使者可回去与你家可汗说，这些土地只是暂时借给我大唐使用十年，十年之后原样奉还，期间每年大唐给你们钱粮，以作租金如何？”
突厥使者没料到武曌会有这个建议，此等大事却不是他能做主的。于是便让大唐写了国书，并派使者跟他回突厥商议。
李治觉得这件事情若是真如此操作倒也不错，反正大唐能养马的地方不多，倒不如趁机在草原放牧为好。
而且，自己租地放牧的收益，肯定能胜过向外界买马的成本。于是便派了刘仁轨前往突厥交涉，并暗搓搓给了刘仁轨一个底线价格。
期间，在金山有人发起立国的提议，并交给金山议会讨论。其言说金山国力此时已经远超大唐，又与大唐的法制不同，当以国自称，才能更好的发展。
此事被崔俊得知，不由担心。立国这件事儿他不是没想过，但是总觉得弊大于利。一个华夏两个国家，实在有些荒唐。
有心阻止，但是却发现被自己设计的议会制度所限制了权利。
所以，崔俊只能私下召集那帮子从大唐来的官二代们一起商量。商量事情总免不了吃吃喝喝，这下子可把崔俊珍藏了十年的葡萄酒给霍霍了个一干二净。
不过，关于立国的事情却是的到了个好的结果，众人因为崔俊的一句话而纷纷表示绝不立国。
这句话便是：“若立国，置几为贼，让家人如何在唐自处？”
众人大多在大唐有亲人，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大唐。若是自己这边立了国，与反叛有何区别？现在李治并不来管他们，一是李治没有这个能力渡海，二是他们名义上还是大唐的子民。
可是一旦立国，那么李治在得到消息之后，绝不会置之不理，用家人来要挟，那是最基本的手段。
若是逼急了，两国开战，崔俊是有把握将大唐击败的，但是他们又怎么在战场上面对以前的叔叔伯伯，或是同辈的兄弟朋友呢？
他们的枪炮，不应该是是用来对付大唐子民的。
议会就立国之事投票，反对者占了大多数，提案就此被否决。
六月，大唐房州刺史梁王忠，年纪渐渐大了，时常感到自身不安全。变得疑神疑鬼。有时甚至穿着女人的衣服以防刺客。
他为了寻找安全感，还经常自己占卜吉凶。有心人把这些事情向朝廷告发了，言说李忠弄巫术，意图不轨。
到了秋天的七月，梁王忠被李治废为庶人，流放到黔州，被囚禁在原来李承乾的宅邸中。
这种不安可能来自于对权力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或者对未来的不确定。
为了保护自己，他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如穿着女人的衣服以防刺客，以及频繁地自己占卜吉凶。
这些行为表明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和判断力，开始陷入迷信和妄想之中。
梁王忠的这些行为被人告发，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朝廷对他进行了调查，并最终决定废除了他的官职，将他贬为庶人。
这种惩罚对于一个曾经担任过高级官职的人来说是极其严厉的。此外，他还被流放到黔州，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这无疑加剧了他的痛苦和孤独。
梁王忠被囚禁在原来承乾的宅邸中，这意味着他失去了自由，被迫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这种囚禁不仅是身体上的限制，更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可能会感到绝望和无助，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权力、地位和尊严。
冬天十月，李治开始时常感到头疼眩晕，眼睛也无法看见事物。
大臣们奏报事务时，李治常常让皇后武曌来做决定。武曌性格聪明敏捷，涉猎过很多文史知识，处理事情都能符合李治的心意。
因此，李治开始把政事委托给她，武曌的权力与皇帝李治相当。
李治的生病为武曌提供了介入政事的机会。这一变化不仅是由于李治的健康原因，也反映了武曌在宫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武曌的聪明才智和处理能力得到了李治的认可和信任。皇后的权力与皇帝相当，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相当罕见的。
不过，这一结果也是由于李义府等人在日常不断运作的功劳。首先便是最开始提出的双圣称谓，这在舆论上已经为武曌摄政打下了基石。
其次便是但凡有武曌处理的政务，都会被他们全力执行，并达成，如此一来，武曌便被塑造成精通政务的女强人。
最后，武曌在李治面前依旧是小鸟依人，唯命是从的样子。白天陪伴皇帝批阅奏章，晚上在在床榻之上极尽所能地卖力迎合。这才让李治放心由武曌掌握如此大的权力。
显庆五年，李治由于久病不愈，便下令将岐州法门寺的佛骨迎接到东都洛阳，供奉在宫中。以求佛祖保佑，让其能百病散去，长生不老。
而武曌捐出了自己的寝宫衣物和帐幔，用来制作供奉佛骨的金棺和银椁，并下令要将其雕刻得精美绝伦，以表自己的诚心。
李治即位至今，武曌开始逐步掌握实权，并在佛教方面表现出浓厚的信仰和支持。
她利用迎请佛骨的机会，展示了自己的虔诚和权威。
由于当时武曌的权力已经超越了高宗，且社会上普遍信仰佛教，因此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
这一事件反映了武曌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和佛教在当时社会中的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