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将大笔茶叶吃下本应极大程度消耗了冒顿的金银储备至危险线，刘盈预想之中冒顿应该用罗马金币来回笼自己的流动资金，这才能咬上一大口，谁知道冒顿却极有勇气地完成了贸易品的替换，打算两头吃差价，刘盈本以为可以依靠使团提前把握东西方贸易品的价格和种类信息，没想到匈奴的信息获取能力也一点不差。
不同于刘盈的丰富库存，冒顿使用黄金的渠道很多，但回笼手段并不算多，与汉朝的贸易整体上是入超，内部赏赐或是贸易回收的多是牛羊制品，积累黄金的手段偏少，尤其是在内蒙古东中部的矿源地区已经被汉军夺取之后，回笼的渠道更是几乎只剩下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一条渠道，而宝石、动物骨架、药材这些在匈奴内部的认可度比汉朝也好不到哪去，虽然匈奴有佩戴宝石制品的传统，可是作为中原文明外溢影响下的文明，对黄金的热爱也流淌到了匈奴人之中。这种情况下，冒顿还能冒着几乎榨干黄金储备的风险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完成西方贸易并反过来向汉国推销，水平确实是高啊。
同时沦陷的还有刘盈的情报收集能力，冒顿调动的大笔物产并不是从虚空中落入府库之中的，中间经手的人不知几几。但是冒顿的再种姓化实在是太成功了，原本冒顿还停留在蒙古地区一带的时候，匈奴的权利结构是乱糟糟的。
纯粹的匈奴体制内，不讨论各部落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对广泛地进行阶级分析，从最上层的单于，各部大王，下到牧主为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最上层是一些富商之类，之后是平民，也是匈奴兵力的主要来源，平民是持有一定的弓箭等常备武器，部分着甲，有备征召的有自有财产的牧民。
征召牧民当然不只是为了南下掠夺，很多时候他们还需要负责镇压最下等的牧奴，牧奴没有或只有很少的自有财产，他们所放牧的牛羊所有权属于大王，就连他们自己的所有权也属于大王。残酷的剥削压制了牧奴的身体强度，只能作为炮灰兵来使用，即便健壮，那也只能靠劣质的武器与敌人搏杀拼一个变成勇士向上的前程。
这套等级制奴隶制度体系也是冒顿在伊犁建制的根本，最上层是各部王公，中层是汉匈平民，但底层变成了当地土着。
而在原先的北境，因为中原暴政和战争流出的大量汉人平民或是逃奴其实是有干扰到等级体制的正常运转的。匈奴奴隶的来源一般是战争中掠夺败方的妇孺青壮，打散监视安置之后形成。
但是过于强势的汉国藩镇势力如韩王信等人其实是带着自己的一派本部等于说是单独建立了一个部落的，而中原华夏的身份认同过于强势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对于草原民族而言，虽然有跟随首领构建出单个部族的能力，但是如果部族中的一部分被掠夺走，那那部分也就成了其他部族的了，即便是作为奴隶的存在，可能会有亲人希望救回，但是作为整个部族的意志一般是不会跟着这种共同认识而走的，至于首领的家人被掠夺则又另当别论。
但是汉人讲的是汉语，虽然边境上的居民或多或少都能学一点匈奴的胡语，但是一代移民的共同认识是很难改变的。本来胡化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冒顿为了发展生产力集中构建了农耕体系之后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部落体制在游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中保留着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当然也有不少内部或外部的通过工业文明改造本民族的生产关系走入现代化的例子。但是部落制度还是相当匹配游牧生产方式的。
如果韩王信等人的部族完全胡化，游牧之后逐渐就会丧失其独立性。偏偏冒顿又抽调了各部汉人，甚至为了掺沙子还混了一些参与学习的牧民，又从韩王信所部调配了一些适应农耕文明管理的中上层开始构建农业村落。
这直接导致了农业村落向汉朝的向心力急剧增加。而且刘盈的民政政策一直相对温和，边境上吃了老赵苦老秦苦的不少，要吃大汉苦那还没到时候。何况刘盈又一力收编移民不在汉勋贵准许范围内的奴隶充实边防。
以至于边境上长期都出现了逃亡入境的汉人移民，乃至汉二代汉三代，或是被裹挟的其他匈奴牧奴一类。
偏偏由于边防压力，边境官员没有能力和内地招募野人屯垦一样直接将人编户齐民授田授农具安置下来，这样玩纯粹是给间谍留口子。只能进行长途移民送回长安等地再监视居住隔断信息传递的口子。
其实并不需要太复杂的筛选，对于不易辨识的移民直接迁徙到距离驰道百余里的小村庄里，没有合适的借口，村里的普通农民一年都去不了几次县城，更不用说构建起长途的传信网络了。
结果就是看上去汉朝这边像一张大口那样将逃亡者尽数吞入口中，无法形成稳定的逃亡体系，因为没有成功的逃亡者带回经验和成功的希望。
当然也有些前汉军将士这样可以快速通过政审的，但这些人回去之后的说服力，自然也不如其他平民。
刘盈也没办法，没有彻底铲除匈奴统治之前组织边境大规模逃亡，那意味着极大分散汉军的精力去提供保护。热兵器部队有时候也很脆弱，如果放任汉军去协助逃亡的话，很可能会被夹杂在逃亡者中，或是驱使着逃亡者冲击汉军阵型和火力的匈奴敌军抓住空子。
最后的代价必然极其惨痛，只有小股无组织自行进行的逃亡，在损失较大的情况下反而给了汉军不去协助的借口和余力，而首鼠两端的汉人高层，也可以借此传递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