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盈是将这作为一张牌来打的，如果有机会，自然有办法通过韩王信下属中的某些人，直接在匈奴内部组织起汉人逃亡的大部队，由汉军自主选择战斗发生的时间地点。
问题是冒顿跑得太快，又把太多早知道不可靠的汉人丢下，导致刘盈现在倒是能较好地接收原有的牧民，却不能维护好情报线路了。洗牌之后，伴随着冒顿西迁中下层汉人的态度重新变得不明朗，而上层汉人一直以来都是首鼠两端的。
刘盈还得忙着将北境熟悉农耕的汉人大规模内迁。汉化是生活方式和制度上的汉化，不是光靠汉人的迁徙就能完成的，如果是王朝末期人地矛盾尖锐的时候或许可以采用人口替代的手段。然而在这个王朝初期，如果过度依赖在草原上人口比例较少的汉人去统治的话，反而会进一步加强离心倾向。
带英可是在殖民地反客为主这点上有着先进的经验，十三州的昂撒裔反倒是比起天主教徒更为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作为殖民者的南非布尔人反而敲响了日不落帝国的丧钟。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同样是胡化汉人成为了入侵中原的核心力量。
两头吃的原理其实挺简单的，胡化汉人面临较为严重的认知危机，同时中原王朝提供的新增生产力会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汉人应得的利益，而至于代价，则应当由被统治者胡人支出，且不能损害实际统治者自己的利益。这是个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导致的统治分离的问题，哪怕新中国都解决不了。
刘盈向草原游牧民族所能提供的生产力增量是极为巨大的，大规模的铁器输入，架空式的铁皮煤炉可以极高提高燃料的燃烧效率，输入的蜂窝煤降低了本就稀缺的草木损耗，钢套管打井方法可以抽取地下水应付较为常规的旱灾，不过刘盈并不打算过于扩散这项技术，蒙古高原的生态恢复能力太过脆弱，蒙古国自苏联解体之后不到三十年就把生态玩崩了，内蒙古也经历了长期的荒漠化治理过程。而刘盈把生产力水平拉到二十一世纪有资格反馈生态的新中国的水平，怎么说也得起码一百年吧，乱玩那是自找在西安吃沙子。
而在牧业本身，逐渐廉价化的抗生素和多种成品药不仅能救治处于伤病中的人，也能提高牲畜的存活率，畜力打草机积累过冬草料的效率也远超人力。当然这会合并许多其他问题，自然形成的草原商道承载力不足以完成工业输出，而如果各部落聚居在刘盈修筑的驰道北延线附近毫无疑问会导致集中放牧引起的沙漠化，这就要靠继续加大力度修建道路以及人为调控工业品输出价格和流通方式来解决。
这个过程并不能太依赖汉人，刘盈的手段是相当传统的改土归流，即大量收纳塞外百族子弟进行集中汉语教育和培养，再定向返送回去组织提高游牧部落的生产力，结合商品输出和文化侵略。汉人的优势是实用主义，劣势同样是太过实际。很难找到天主教传教士这种至少是没有本人利益追求的文化侵略者，放任汉人去执行这个任务，只会造就一批依靠垄断地位将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的野心家，对内压迫游牧民族，对外装裱成游牧民族的唯一利益代言人，汉化这种事，最好是生活上的，而不是瞎搞什么血统论，要用现代化的优势诱使着各民族主动做出改变来靠拢。
好在伴随着冒顿军事上的退缩，塞外民族的控制力也在迅速下降，刘盈可以方便组织起回归者并在内地置地，对外输出佐贰官吏辅助原本部落的小王贵族来适应封贡互市的新生活。
对于旧统治阶级，刘盈打算玩弄的就是清朝那一套，就像他已经对着汉朝勋贵们搞出的那一套，利用中原的繁华诱使贵族们内迁，将外藩爵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益，而沉迷于中原繁华的贵族必然会追求享乐以求匹配自己的身份地位，从而加大剥削的效率。
这有点类似于清末的在乡地主转化为城居地主，但更像的是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在乡武士与城居武士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然而其转化型的表现却体现为社会暴力组织的关系。名义上武士作为军事政治合一的统治阶级，理应居住在乡间领地对农民进行治理和征收赋税，实际上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城市便利的服务业导致大量武士脱离自己的封地居住在城下町，凭借着征收贡赋的强制力造就了城市的繁荣。
代价就是理论上应当作为军队士官，军事贵族的武士，控制力崩溃了。在乡武士如果讲道理，能够调节农民间的，农民与政权间的相互矛盾则可以有效延续统治，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就算武士不讲道理，至少时时刻刻亮在面前的刀子会教会农民民不与官斗，偏偏幕府晚期实际上形成的是权力真空。
当然清朝有清朝的问题，将蒙古贵族恩养起来，割裂了蒙古上层贵族与底层的联系之后虽然减少了叛乱的发生，但同时也导致对清政权，或者说中央政权，具有相当向心力的贵族在面临国家分裂的当口丧失了对底层牧民的控制力。
刘盈的做法混合了清朝的许多经验和新中国早年的实践，在恩养起部落上层的同时尝试着夺取基层控制权，然而又与两者不同。没办法，刘盈倒是强力塑造出了大工业工人，可是得不到先锋队，至于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的土改工作队更不是他这个大地主大奴隶主的代言人皇帝所能染指的。
何况新中国的牧业公社制度也与农业区完全不同，草原游牧民族之所以聚居成部落就是由于单个家庭对于草原上的灾害并没有什么抵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