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杀人又要腾出生存空间的手段总共也没多少，刘盈是搞不了解放奴隶的，汉朝境内的奴隶问题和政治制度倒在其次。关键是大部族对小部族的垄断，牧主借着人身所有权对牧奴的控制这两条都很难打破。前者，草原上的部族纷繁如星辰，就算刘盈祭出盟旗制这样的杀器，旗主也得在旗民内分出个亲疏远近三六九等吧。流官制度刘盈没有那么多有牺牲精神和革命精神的组织人才去建设牧业公社。
后者也是一样的道理，就算刘盈能变出人才来，牧奴对牧主的依附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制度压迫的结果，汉地造反能打土豪均田地那是因为地主在农业生产上是纯粹的吸血鬼，没有能力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和技术进步，当然即便有，类似张謇这样的地主阶级实业派和改良派改善土地的尝试也被封建社会的落后给压垮了。
草原上的牧主垄断的教育资源和牧业知识使得他们更类似于黄帝治下的嫘祖仓颉这样的技术官僚。代代相传的知识和教育确保了贵族阶层能长期保有牲畜繁育的秘诀，草场的选取，哪条道路上遇不到水泡子，草原上的夏季面对季节性的河流与洪水如何应对等等。
季节性河流的诞生与消亡亦是水文学的重要课题之一，论难度倒算不上很高，其中所涉及的知识也不过是河流流速与流量、高差、河道形态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自传偏向力造成北半球河流冲刷右岸，淤积左岸之类的规律。因而只靠记忆力过人的向导而没有科学规律的总结与教授是做不到在草原上的周期中生活而不迷失方向的。理论上科学可以拨开一切传统的迷雾，但现实就是即便是科技昌明的二十世纪，对草原的改造也大量保留了牧主控制使用，反倒是王公贵族可以大胆的关押起来，因为这些基层奴隶主实际上就是草原的士阶层，组织上的作用可以替代，但经济上的作用，至少短时间内还是无能为力。
儒家的堕落归堕落，脱产知识阶层的诞生本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一，技术的传承和新的发明创造都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农业社会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复杂化和产业分工的细化，地主阶级掌握更多的属于人文知识，如何勾结官吏偷税漏税，冒赈夺田，如何收买地痞流氓抢夺收租，或是关于土匪山贼的组织技巧，如何将封建迷信与利益分配相结合等等。
可是牧业社会的生产稳固性太差了，生产力的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就是单位土地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农业社会每平方公里十人以上的规模可以改造自然的面貌，制造大量的如堤坝等水利设施规范大河的流向并取水灌溉。游牧社会数十甚至数百平方公里的草场才能供养一个劳动力，那就只能服从与自然规律并尽可能学习这些自然规律来保证人们的生存。
而系统的知识学习一般意味着半脱产甚至脱产，这样的掌握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贵族与奴隶的分野就更让人绝望。解决的道路只有继续向前走，让每个平民的孩子都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并从大学级别的系统规律总结和知识教育中重新找出适应于当地情况的一般规律。草原上具体的唯象理论体系的复杂性和严密性都是远远无法与汉朝太常府专门人才的研究相提并论的，后者可是要动辄规划设计数百万工时的大型水利工程的。
至于其他生态学植物学草药学医学生物学的相关知识刘盈倒是一点都看不上，他手下二次培训的赤脚医生随随便便都能秒杀这些家伙，只能当做跳大神的民族艺术传承。
故而刘盈做的事情在名义上就显得更加恶心了——奴隶贸易。草原部族嫌人太多了怎么办？我来帮忙搬家，倒不如说这反倒是刘盈的专长，非洲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当地酋长可是重要参与者，而殖民者们如何利用贸易品换取这项廉价的大宗货物也有相当多的历史可供刘盈借鉴。甚至于往早了说，不管是汉朝还是唐朝的丝绸之路，奴隶都是其中相当重要的贸易品之一，甚至于在唐朝更为风行。
但是刘盈一开始还是下不了决心，主要是这事确实有点恶心，有点类似于一个秃驴杀了人之后来了一句，“阿弥陀佛，贫僧这是在以杀止杀。”
刘盈之前一直在尽可能平衡自己的良心，工业革命的残酷性被超越时代的技术手段尽可能削减，也没有大力剪刀差剥削农民，至于日本的很多脏事，刘盈觉得自己也不是找白手套，充其量是在放纵某些事情发生。
夏君夷民什么的是比较文雅的说法，周亚夫作为一个有着高技术军事基本盘的外来殖民者，在本州岛这样不适于发展第一产业的地区，主要优势出口品又是硫磺这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情况下，所能做的自然是不顾百姓死活地进行强迫劳动，垄断大陆粮食输出渠道制造饥荒，摧毁当地原始农业来进一步获取廉价的自由劳动力。
刘盈是了解印尼硫磺工人的工作状态的，呼吸着硫化物刺鼻的浓烟，在危险的硫酸湖旁的悬崖峭壁上砸下一块块黄色的硫磺，背篓将肩背压得扭曲变形，而肺叶中却积聚出微小的硫磺晶体残酷剥夺着工人的生命。
贸易线路的垄断和贸易品的单一化至少会将数十万土着转化为事实上的奴隶。历史上的中日贸易，中国的贸易品自不必多提，日本除了金银铜等贵金属以外，也有日本刀剑，俵物海产品，如干海带咸鱼干之类可以用作平衡贸易。
可是当刘盈借助技术优势垄断了贸易航线又将利润最大的主要金银矿把握在手之后，没有其他海商会试着从日本土产中赚钱，当地主君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然会将产业引领到刘盈预料的方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