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剥削的残酷性，那就更是个笑话了，不掌握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的买办商人为了收益自然只能从工人身上榨取利润，这和民族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不过刘盈也担心当地完全殖民地经济化而最终造成独立故而留了后手。
到了匈奴这边则反过来，在本州岛上，刘盈是将名义上的平民变为事实上的奴隶，在匈奴，刘盈则需要通过名义上的奴隶贸易来解放奴隶，在亚洲，游牧民族被逼上高原更多的是一种无奈，而不是400毫米等降水量以下的环境更适合畜牧业发展，事实上，后世畜牧业极其发达的阿根廷其领土就多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拿贵重的农田来放羊。
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上的地区发展畜牧业的问题在于夏季雨热同期，如果放任贵重的牲畜在高热的环境下淋雨易于产生疾病，这需要相当水平的建筑业，可以在风雨中提供遮蔽，此外还有牲畜适应性的难题，南方水网密布，最易于养殖的也不过是水牛，作为本土物种能够适应黏重的沼泽，对于各种南方常见的虫害病害也有相当的抵抗能力。而南方山羊，正如其名，并不是很能耐受潮湿的环境，主要是依靠山地丘陵较为干爽的环境来尽可能缓解气候的不利影响。
除此之外，在古代，南方的多种虫害和疫病才是牲畜的头号大敌，因而当地人民还是更习惯于粗放的种植业，狩猎与渔业相结合的生活。农业社会的人们眷恋乡土，加上汉国统治范围内的人口稀少，刘盈一直心心念念的南方大开发就受困于劳动力不足而不温不火，即便抗生素和多种驱虫药的研发已经能解决相当多的问题，然而北方中原地区过高的生活水平让人不愿迁徙。
匈奴底层奴隶因而可以成为很好的生力军，也是另一种血税，替汉军顶在与土着部族冲突的一线，同时负责驯养果下马等矮小的林中马匹充作军用或是补充运输能力。但矛盾是不断产生的，一方面，在草原上大手笔购买奴隶的行为简直是在促进部落的冲突与战争，与刘盈希望维持草原的和平局面，甚至在一段时间后进行远征西域的战略需求不符。草原上现在是寡头统治，大部族们确实对小部族和族内奴隶敲骨吸髓，但是好歹大体上大部族之间还是互相承认影响力和势力范围的。
但是如果草原上游荡的牧民牧奴成为可资利用的财产的话，摩擦与冲突在利益的驱使下迟早会扩大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有非洲的经验在前由不得刘盈不谨慎。
而且与移民北方边境不同的是，移民南方边境的北地匈奴人并不容易获取平民身份。刘盈以官奴身份将汉境内的私奴收买迁徙之后，实际上是依靠着边境冲突这一威胁的存在逐步建立起了平等的身份，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汉朝官奴移民能够放良的首要因素是他们是官奴，虽为贱籍，但是所有权在汉国朝廷，刘盈自然能如臂使指。其次他们是汉人，不是异质性的文化民族，被接纳为自己人是很简单的。最后就是刘盈所采取的一系列与当地分利的政策，满足了当地中上层对于廉价劳动力的需要，同时又顶在汉匈冲突的一线承担军事义务。军功脱离奴籍这是秦制的核心条款之一。
匈奴移民们则不然，一方面南方部族的军事水平实在过于差劲，如果说在北面是一汉当五胡的话，在南边就算是汉人平民而非有组织的军队，依靠村社构建的组织体系也足以击败当地土着联军，匈奴人的血税和牺牲很难被承认。另一方面异质性的文化族群很容易强化他者意识，带英在全球殖民地引入印度移民恰恰是希望制造复杂的民族矛盾以便于统治，与刘盈的汉化理想背道而驰。
如果形成了汉民——匈奴民——南方土着的三级阶级体系，让匈奴人成为统治者的代理人，对上承受汉民的民族压迫，对下成为某种外来雇佣军和直接的底层矛盾承受者的话，几乎就不用指望南方的汉化了，与此同时也会造成匈奴的同化困难。
原本只有汉民和土着的两种生活方式冲突还是有机会调和的，但是引入匈奴作为第二个“他者”的存在很容易促使土着觉醒族群意识，而有了代理统治者承受压力的汉官们也必然会更加肆无忌惮。最好的那条路走不了，那就千万不要小看封建官僚们搞砸事情的能力。
在北方，官奴移民们与当地汉民们通过抵御匈奴和发展生产获取了一致的利益。而在南方，利益则可能更容易促进民族分裂的产生与发展，开发难度的差别会促使当地官员们更乐意通过盘剥土着的方式加强资源的采集能力而不是依靠耕种生产。
好心办坏事是历史上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刘盈希望解救牧奴，或至少通过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的方式尽可能降低奴隶和小部族的负担。陆路长途迁徙的死亡率可以依靠良好的补给和规范的移民组织来降到远低于跨大洋的黑奴贸易死亡航线的地步，可是最终的结果就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了。
不过和张良等人商讨完毕之后刘盈还是圈定了这个方案，细节上的问题依然会成倍增加。在汉国，奴隶制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级别，以至于奴隶组成的家庭同为贱籍可以很方便的整体迁徙，一般统治者们也会自矜身份，对于女性奴隶带着鄙夷的姿态，这也方便了被收买而来的官奴们可以在新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家庭，这也方便了后续社会向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但是匈奴的早期战争奴隶制反而是相当的灾难，刘盈曾经访谈过的老汉至少是有能力和机遇去争取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