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是我在贵州境内真正走入“族群腹地”的一章。
从铜仁南下，车行入山，山愈高、路愈窄、天愈近、风愈低。手机信号断断续续，地图在这一段山路中缓慢刷新，而我的呼吸节奏却渐渐变得一致，仿佛身体在山里找到了遗失的某种频率。
如果说贵州的地理是一幅被褶皱揉碎的图纸，那么黔东南，就是那一块从不曾平整过的地带。而在这片山水高密度交织的区域上，散布着一个个自称为“苗”与“侗”的民族——他们住在山上、走在木桥、唱着没有伴奏的歌，却组成了整个中国最完整的原生态多民族文明拼图。
我抵达黎平县时是下午三点，阳光正好，山色如墨，炊烟未起，一切像一幅被风轻轻吹开的宣纸画。
我翻开《地球交响曲》地图，在贵州东南部连绵山脉间落下一圈红笔，写下：
“第130站：黔东南。她不是城市，是谱系，是族群的山河唱本，是没有钟表的时间堡垒。”
一、西江千户：吊脚楼连绵如瀑，苗族的集体记忆体
我第一站，去的是西江。
不是被景区化的表象吸引，而是因为我知道，这里聚集的是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苗族聚落。
站在西江观景台之上，成千上万幢吊脚木楼，仿佛顺着山势一泻而下，如同黑色瓦顶组成的梯田，密密麻麻，连绵数公里，竟让人产生“建筑即族谱”的错觉。
我在半山腰借住一户苗人家。主人姓杨，热情、朴实，一见面便递上自家酿的米酒，笑声如溪水清亮。他说：“西江的楼不能乱建，哪一栋是谁家，祖先几代，都有记的。”
晚饭后，我被他拉去参加了村里的“打糍粑”节事。鼓声响起，年轻人排成阵列围着糍粑台唱歌、跳舞、擂杵，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千户”，不是指数量，是指人心的聚合。
我写下：
“西江不是一个景点，而是一颗民族心脏；
每一栋吊脚楼，都是一段活着的族谱，
每一声脚步，都踩在祖先与山之间的记忆上。”
二、肇兴夜歌：无指挥、无乐器，却能穿透人的侗族大歌
我第二天去了肇兴侗寨。
这是侗族文化的灵魂栖息地，是侗歌、鼓楼、风雨桥最密集的地方。夜幕降临，寨中几盏灯亮起，人声渐稠。鼓楼边，一群侗族青年坐成半圆，无人指挥，无一乐器，只靠一个音符接一个音符，便织出一张绵密宽广的声音之网。
我第一次听“侗族大歌”，便是在这里。那歌声不是歌，是一种河流，是从胸腔中流出，从血脉中拽出，从千年山雾中濡染出来的信仰。
我闭眼听着，不知何时湿了眼眶。
一位老者说：“我们小时候，每个孩子不学歌，不准摘稻谷。”
我问：“现在的孩子呢？”
他笑着看了看远处手机打灯的游客队伍：“会唱的不多了。但鼓楼不倒，歌就还在。”
我写下：
“侗族大歌，是声音的化石，是山民的日记；
它从未写在纸上，但每一个音符都记得流过谁的山，进过谁的梦。”
三、从江梯田：云雾、牛背与山上活法
我向南走，来到从江县加榜梯田。
这是我此行最不易抵达之地——山路险、村寨偏、早晚无车。但当我站在加榜观景台上，看那一层层如水波般的梯田缠绕在山腹之上、云雾之间，心中只剩静默。
我遇到一位正在田间放牛的苗族中年汉子，他身材瘦削，背脊挺直。
我问：“你每天都来放牛？”
他说：“牛是家里的钱，地是祖宗的根，我不来，谁来？”
我问：“你想出去吗？”
他摇头：“山是我们写诗的纸，外面没有我们认识的笔。”
我笑了。
我写下：
“黔东南的山民不是‘守旧’，他们是‘守得住’；
他们不是‘没出路’，而是选择了一条自己能看见尽头的‘路’。”
四、榕江赶集：山地共生体系下的交易节律
我在榕江县遇到一场传统的“侗苗赶集日”。
那是一个真正属于山地民族的“节奏之日”。山上几十个村寨的人走路、挑担、背筐、牵牛，沿着盘山公路汇聚到镇中心的大街上，买卖、喝茶、看戏、相亲、选布、换米，一场集市，便是一次“山地文明联欢”。
我在人群中买了一块手织布，问布摊主是否自己织的。
她说：“我们布是唱着歌织的，你睡觉盖它，会梦到我们山上的故事。”
我写下：
“集市是黔东南的脉搏跳动日；
每一段交易，不只是货币，是习俗的循环，
是山寨之间最温柔的联盟。”
五、地图落笔·下一站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我在黔东南走了整整六天。
这六天，我没有去打卡的风景，而是住进了人家，看见了人的脸、人的屋、人的饭、人的歌。我理解了一个从不追逐热词的地区，如何用歌声、脚步和一块块山田，构建起抵抗遗忘的文明秩序。
我摊开《地球交响曲》地图，在贵州东南方、山脉褶皱最密的那一块稳稳落笔：
“第130章，黔东南已记。
她是山之文，是歌之城，是脚踏实地却永远面朝天的地方。
她教我慢，她教我听，她教我在山里，也可以相信世界。”
下一站，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我要从群峰之间向西南缓行，走进布依族水边而居的栖息地，感受水上吊脚楼、蓝靛染布、龙舟节与“水稻文明”的南方叙事。
我背起行囊，望着歌声尚未散尽的山脊，轻声说：
“山已送我，水在呼我——黔南，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