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博湖县的清晨，天尚未亮，我从湖边码头最后一次回望那片芦苇与水鸟相拥的宁静世界，随即启程南下，前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州府——库尔勒。
这名字有些异域味道，像是一首不属于汉语系统的低语。可正是这片充满多元文化、民族交融的南疆腹地，孕育着塔里木文明的涓涓脉动。
我翻开《地球交响曲》，将这一章的题目写上：
“第355章：巴音郭楞。塔河起沙，梨香飘雪，绿洲深处的心跳，不止驼铃。”
沿着国道G314进入库尔勒，我第一眼便望见了塔里木河的支流蜿蜒穿城。她不是奔腾的黄河，也不是浩荡的长江，而是沙漠中的一条生命之脉——沉静，却执拗地穿越干渴，灌溉了一城绿洲。
地理书上说它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而我眼前的塔河，却更像是一位历经风沙的母亲，双臂张开，温柔地将库尔勒抱在怀里。
我站在河畔的浮桥上，目光穿过两岸的胡杨林与白杨林，看见那远处灌木夹岸、风吹细水的淡淡波澜。塔河的水，并不澎湃，但它润物无声。
陪我同行的是一位当地的塔吉克族青年阿布都拉，他说：“你知道吗？这条河，不只是水，它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心跳。”
我问他：“你们小时候都在河边玩吗？”
他笑着点头：“在河边学骑马，在水边学洗鱼，在芦苇下躲太阳，整个童年都藏在塔河的河湾里。”
我记下这一段：
“河，不只是地理， 它是人间的一滴泪， 是一族人的血脉回响。”
正说话间，一队牧民骑着马沿塔河而行，驼铃叮当。我忽然意识到，哪怕城市再现代，河流仍是他们生活的背骨。这座城是躺在河上的，梦也从河中生。
我俯下身，用手触碰水面，河水微凉，有风拂过心头，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它说话：
“请不要忘了我。”
就在这一刻，一位年迈的维吾尔老人从对岸的小船上走下，缓步来到我面前。他拎着一个木桶，桶里是刚打捞上来的水草和几尾活鱼。他朝我点头：“年轻人，你是在写书吧？”
我惊讶地笑了：“是啊，您怎么知道？”
老人摇头笑道：“塔河的风会告诉我，谁是真心听它的人。”
这一句话，让我沉默了许久。
说起库尔勒，谁不知那一口脆甜的“库尔勒香梨”？
我在市区的果市中品尝了第一口新鲜摘下的香梨——果皮细腻如玉，咬开即溅出汁水，甜中带酸，唇齿留香。摊主是一位哈萨克族大妈，她递我一颗更大的，说是“头号果王”。
“我们的梨不是靠水多，而是靠根扎得深。库尔勒能种梨，是因为这里的人，也一样深扎。”
这句话让我一愣。是的，绿洲不是凭空而来，是人与自然多年相互依存的结果。
我前往了郊外的香梨种植园，大片的果树在日光下整齐排列，一位梨农指着脚下的土说：“你看，这土不松，但根扎进去就像写进了土地的诗。”
我写下：
“一颗香梨， 是沙漠深处开出的诗句， 甜在舌尖，也藏在民心。”
夜幕降临，我受邀参加了一场梨花下的民间节庆。维吾尔、蒙古、汉族村民围坐成圈，青年男女跳起麦西来甫。我也被拉进圈中，随着鼓点跳跃，那一刻，我仿佛不是旅人，而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在节庆的尾声，一位披着白纱的少女将一串香梨挂在我脖子上，说：“你把我们的故事写进你的书里，就永远是这里的朋友。”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参观了着名的“铁门关”，那是一道山口，一段旧道，一个古丝绸之路上的重地。
站在关口望出去，是漫漫戈壁，一条条驼道穿行其间，而关内，是绿洲与水田，是驼铃落尽后的城市。
导览员告诉我，铁门关自古就是丝路交通的咽喉，西域重镇之门户。在唐代，它是安西都护府的东大门；在清代，它是屯垦与守边的战略要塞。
我闭眼静听，仿佛耳边响起驼铃声，响亮清脆，如今虽然寂静无声，但岁月从不寂寞。
我写下：
“铁门关未闭，驼铃犹在响； 丝路不尽，是人心的归路。”
库尔勒的夜晚，最美的不是街灯，而是市集。
我走进一家维吾尔家庭开的餐馆，正赶上一场家庭聚餐。厨师请我品尝刚出锅的抓饭、烤包子、酸奶疙瘩。我问他：“你们的家乡味道是什么？”
他笑说：“就是桌上这一锅热饭和旁边这一大家子。”
随后我又去了哈萨克手工艺馆，年轻的姑娘用针线在一块羊毛布上绣出星辰图案，边绣边哼歌。我问她那是什么歌，她说是祖母在她小时候哄她入睡的曲子，如今她也要传给女儿。
我忽然明白，所谓多民族交融，并不是概念或图景，而是饭桌上的热气，是河岸边的共同井水，是刺绣中一代代流传的旋律。
我写下：
“这座城市， 说着十种语言， 但每一句都能温暖人心。”
第二天清晨，我在塔里木河边再次独行。湖水未醒，风还轻柔，远方的胡杨林金黄如画。
一位老汉牵着驴车从河堤路上经过，他缓缓地说：“再往西走，你就是真正进入塔里木盆地了。轮台、且末、若羌……那是荒芜与希望并存的地方。”
我点头。他说得没错，轮台是我下一站，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门楣。那是一片没有水的国度，一片让人低头也让人仰望的地方。
我回头望向库尔勒，这里有塔河之水，有香梨之甜，有人心之暖。它是一段交响中舒缓的中音，让人沉醉其中，不忍离开。
我翻开地图，在这绿洲心脉处郑重落笔：
“第355章，巴音郭楞。塔河悠悠，人心温热，绿洲回响未尽，我已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