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踏入巴特那的那天，天色低沉，恒河水在城市东缘缓缓流动，仿佛这座城市的呼吸，就系于这条古老的水脉上。
这是我旅程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进入印度腹地。离开伊塔哈里后，我坐上了一辆印度边境大巴，翻过尼印交界的浅丘，沿着公路向西南推进。一路上的混乱、尘土与嘈杂，仿佛是对我在山中平静时光的一种猛烈反弹。
然而，当我真正踏进这座城市——巴特那，一个千年古都，我突然感到一种被厚重历史击中的沉默。
我在恒河岸边的达什瓦梅德河坛坐下时，已经是黄昏。
人潮涌动的阶梯上，燃着数不清的酥油灯。僧人、苦行者、商贩、旅人、乞者混在一起，仿佛这座城市就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所谓的阶层划分。
恒河水缓缓流动，如一段低语的长歌。
我脱鞋，蹲在阶梯边，双手捧起一捧河水。那水有些腥，有些黏，却也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圣洁感。
一个小男孩跑来，把一盏莲花灯递给我，他笑着说：“放到水里，许个愿。”
我问他：“你每天都来？”
他点头：“恒河会记得我每天的愿望。”
我轻轻将莲花灯放入河中，看着它顺流而下。那一瞬间，我似乎理解了为何人们将恒河称作“母亲”。
她不挑剔、不驱逐，所有人的渴望、悲伤、罪孽与欢笑，都能在她的水中找到归宿。
我看着那盏莲灯一点点远去，心底忽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温热。我想起自己曾在多少座城市奔波，企图用理性归纳世界，而此刻，在这片混乱与神圣交织的土地上，我却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无需解释的信仰温度。
次日清晨，我沿着城市西缘步行，来到一处几乎被城市噪音掩盖的遗址。
这里曾是帕特利普特拉，孔雀王朝的首都，佛教与印度教交汇的圣地，古印度文明的心脏地带。
如今只剩下一些基石、残垣与苍老的柱子。可我站在这些碎石之间，却能想象当年阿育王在此建庙议政、遣使四方的恢宏场景。
阳光透过断墙的缝隙洒落下来，那些石头上斑驳的刻痕仿佛还残留着千年前的辩论回声。
一位老学者模样的男子坐在碑刻前，正在用梵文默诵经文。我过去向他请教，他却反问我：“你从哪来？”
“中国。”
他点点头：“你们那里也信佛，对吗？”
“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但我们尊重每一个信仰。”
他微笑：“巴特那，就是因果汇聚之地。佛在此讲法，帝王在此执政，普通人在此出生、活着又死去。这条恒河流过的，是人类所有的因果。”
我默然记下这句话。它像一道微光，从历史深处穿透我正在谱写的旋律。
午后，我穿过市中心的主干道。
一边是玻璃幕墙下的商业大厦，一边却是铁皮房顶下的棚户区。红绿灯失灵，摩托与三轮车抢道如常，牛群像惯犯一样穿行街头。
我在一家茶摊坐下，点了一杯奶茶。茶摊老板手法娴熟，在嘈杂中依然能稳稳倒出带泡的奶沫。
旁边一位穿着白衬衫的青年坐下，他叫维克拉姆，是附近银行的小职员。
“你是游客？”他问。
“是旅行者。”我答。
他叹气：“我们每天都在老城市的影子下生活。白天为工资奔波，晚上却又对恒河点灯。”
“你不觉得矛盾吗？”
他笑：“正因为矛盾，才活得真实。”
他的眼神里有一股隐忍的力量，我忽然想起那些在大城市打拼的人，也许每一座古都都像一面镜子，映出当下的挣扎，也提醒着曾经的辉煌。
我问他：“你想离开吗？”
他沉默片刻：“不一定。我们这些人，活着的意义不是走，而是留下之后还能做点什么。”
我对他的这句话肃然起敬。那是一种不张扬却顽强的生命姿态。
那是一片老旧手工业区，空气中弥漫着金属的味道。
我看到一户人家，门口挂着几个泛旧的铜铃。一位白发老人正坐在矮凳上，慢慢敲打着铜坯。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
“打铃的人。”他头也不抬。
“很多年了？”
“五十年。我们家，六代人。”
他递给我一个还未打磨的铜铃：“你敲一下。”
我试着敲了一下，却发出刺耳的响声。
他摇头：“节奏不是练出来的，是等来的。”
我怔住。
他抬头望向我：“这铃，只有你心里安静的时候，才能响得准。”
那一刻，我像是被什么击中。
他继续敲着，节奏稳定而有序，仿佛在城市的喧闹之外，独自演奏着一首属于他的命运协奏曲。
我坐下，一言不发。直到夜色降临，那一声声铜铃，竟在我耳畔久久不散。
离开巴特那前一晚，我再次回到恒河边。
这次没有人群，只有我和夜风。
我脱掉鞋袜，赤脚走进水中，直到小腿被水浸没。
河水轻拍着我的小腿，像是天地在低语。我闭上眼，心跳仿佛与水流合拍。
我在心中默念：
地球交响曲走到了巴特那， 在佛陀之地写下沉静的一章。 历史与尘土交叠， 信仰与现实共鸣。 而我， 在这条河边听见了自己， 向世界发出的第一句低音。
我转身望去，整座城市灯火阑珊，仿佛一座巨大的祭坛，在恒河的环抱中冥想。
另一面的比哈尔——
我的旅程仍在比哈尔邦境内继续。
下一站，我将深入这片邦的内陆地区，前往那些地图上连名字都模糊的小村庄。
那里没有名胜，也没有荣耀，但那是数千万印度人真实生活的土地，是地球交响曲中不应被忽略的章节。
如果说巴特那是信仰与现实的交汇点，那么接下来的土地，是沉默的根，是埋在泥土里的诗。
我准备好了，继续前行。
向着尘土、向着黎明，也向着下一个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