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五章：报纸上的故事
1958 年的深秋，寒风凛冽，如刀割般刺骨。北风呼啸着，裹挟着枯草碎屑，在东北平原的土路上肆意盘旋。这些枯草碎屑被风卷得高高飞起，然后又像被遗弃的孤儿一样，无助地飘落在地上。
谢文东扛着锄头，步履蹒跚地从地里走回来。他的裤脚沾满了半干的泥点，这些泥点仿佛是大地对他辛勤劳作的印记。他的鞋帮上还挂着几根黄灿灿的玉米须，那是今年最后一垄玉米地的遗留。
今年的玉米收获比往年都要晚一些，这可让谢文东忙坏了。他每天都得早起晚睡，加班加点地在田地里劳作，希望能尽快完成收割工作。
白天的时候，阳光炽热，照得人睁不开眼。谢文东却顾不上这些，他手持锄头，一锄头一锄头地刨着坚硬的土坷垃。每一下都需要用尽全力，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滚落下来。但他没有丝毫停歇，一直埋头苦干，直到太阳落山，余晖洒在他满是汗水的脸上，将他的身影拉得长长的。
当夜幕降临，谢文东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缓缓地走回家去。一路上，他感到双腿像被灌了铅一样沉重，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然而，当他路过那些白天被他翻动过的土坷垃时，他突然感觉到一股温暖的气息。那是白天太阳晒过的余温，似乎还残留在这些土坷垃里。谢文东不禁停下脚步，凝视着那些土坷垃，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这些土坷垃见证了他一天的辛勤劳作，也承载着他对丰收的期望。尽管身体已经极度疲惫，但他知道，只要坚持下去，终有一天会迎来收获的喜悦。
他推开自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头一眼就看见堂屋八仙桌上摊着张报纸，油墨味儿混着灶房飘来的地瓜香，在不大的屋里绕着圈。张彩霞正蹲在灶前添柴火，蓝布棉袄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听见门响，她直起腰回头，眼里亮得像落了星子：“东子，你可算回来了！村长刚让人捎来的，你快看——”
谢文东把锄头靠在门后，搓了搓手上的泥，走到桌边拿起报纸。纸页还带着点潮气，头版右上角的标题格外扎眼，黑体字印得方方正正：《从绿林好汉到劳动模范——记抗日英雄谢文东》。他的名字就嵌在标题里，跟“绿林好汉”“劳动模范”这些词挨在一块儿，倒让他觉得有些不自在，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纸面，把“谢文东”三个字蹭得发了毛。
“上午广播室响的时候，我还在院里晒豆子呢，”张彩霞擦了擦手走过来，声音里带着点雀跃，“村长在里头念，一提到你名字，我手里的簸箕都差点掉了。后来村民们都往村部院子里凑，老王家的婶子还拉着我问，说这报上写的，真是咱当家的？”
谢文东沉默不语，他缓缓低下头，继续阅读着手中的报道。记者详细地描述了他当年在山林中与鬼子周旋的经历，那些日子里，他带领着兄弟们，穿梭于山林之间，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捉迷藏游戏。
报道中还提到了他们炸毁炮楼、拦截粮车的英勇事迹，这些都是他和兄弟们用生命换来的胜利。然而，最让谢文东感到震惊的是，记者竟然连他三十岁那年在密山与鬼子拼刺刀的事情都写了进去。
那是一场殊死搏斗，他的左胳膊被鬼子的刺刀划出了一道深深的口子，但他并没有退缩，依然坚持战斗，最终带领兄弟们成功击退了敌人。这段往事，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跟人提起过了，即使在夜里偶尔梦见，他也只能记得枪子儿呼啸而过的声音，以及兄弟们倒下时那睁大眼睛的模样。
当他的手指停留在“左臂受创仍坚持指挥”这一行字上时，他的思绪突然被拉回到了那个时候。他想起了那位为他包扎伤口的老中医，那位善良而勇敢的老人，在鬼子清山时，为了掩护他，毅然决然地留在药铺里，最终被活活烧死。
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谢文东的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对老中医的感激，有对鬼子的愤恨，还有对那段岁月的无尽感慨。
“爹！爹！”院门外传来念军的叫喊，紧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十二岁的半大孩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也攥着张一模一样的报纸，跑得满头是汗，额前的碎发都贴在脑门上。他一头撞进谢文东怀里，把报纸举到他眼前，指着那行“抗日英雄谢文东”，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声音又脆又亮：“爹！你看！报上说你是英雄！我爹是英雄！”
谢文东蹲下身，摸了摸儿子的头。念军的手还小，攥着报纸的指节都泛了白，眼睛盯着报纸上的字，像是要把那些铅字都刻进心里。他忽然想起念军刚上小学那年，老师问班里的孩子“你们的爹是做什么的”，念军回来跟他说，他没敢说爹以前打过鬼子，只说爹是种地的。那时候谢文东没说话，只给儿子夹了块炖土豆。
“英雄谈不上，”谢文东把念军手里的报纸轻轻抽出来，叠了叠放在桌上，“就是当年没让鬼子欺负咱老百姓罢了。现在咱好好种地，让你和你娘有饭吃，比啥都强。”
“可村长老爷子说了，”念军凑到他跟前，仰着小脸儿，“这报纸要送到县里去，说不定以后还有城里的人来咱村，听爹讲打鬼子的事儿呢！”
张彩霞在一旁听着，端起灶上温着的红薯粥，盛了一碗递给谢文东：“先喝碗粥暖暖身子。村长刚才来的时候也说，这报道是省里派来的记者写的，说不定往后真有外人来。咱屋后头那间空着的柴房，要不拾掇拾掇，万一有人来，也能住下。”
谢文东慢慢地伸出双手，仿佛那碗粥是一件稀世珍宝一般，他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将其摔坏。当他的指尖触碰到碗沿时，一股热气猛地升腾起来，如同一股温暖的春风，轻轻地拂过他的面庞。这股热气带着淡淡的米香和红薯的甜香，直钻进他的鼻腔，让他的鼻子不禁有些发酸。
他深吸一口气，尽情地感受着这股热气带来的温暖。那温暖如同冬日里的暖阳，透过他的肌肤，渗透进他的身体，仿佛全身的毛孔都在这一刻张开，贪婪地吸收着这股热气。
谢文东缓缓地将粥碗凑近嘴边，生怕会被烫到。他轻轻地吹了几下，那滚烫的粥水表面泛起了一层涟漪，热气也随之飘散开来。他又吹了几下，然后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小口。
那滚烫的粥水顺着喉咙滑下，带来一阵暖意。这股暖意从喉咙一直蔓延到胃里，让他的身体都感到一阵舒适。粥里的红薯香甜与米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他的口腔中弥漫开来，仿佛一场味觉的盛宴。他细细品味着这美妙的味道，让那香甜的味道在口腔中停留片刻，然后才缓缓咽下。
这粥的味道，与他当年在山林里喝的草根汤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那时候，他们物资匮乏，粮食短缺，冬天只能靠挖掘地里的冻土豆来充饥。那些冻土豆被煮成了稀得能照见人影的汤，虽然勉强可以填饱肚子，但味道却异常苦涩，难以下咽。
然而，就是这样的草根汤，也是他们兄弟们共同分享的食物。每个人都只能分到一小碗，却都吃得津津有味，因为这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希望。那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互相传递着那一小碗汤，虽然汤很稀，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喝着，生怕浪费一滴。
而现在，这碗热气腾腾的红薯米粥，对于谢文东来说，不仅仅是一顿简单的饭食，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他慢慢地搅动着碗里的米粥，看着那浓稠的汤汁和软糯的红薯，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感慨。这碗粥的香气，让他想起了那些艰难的日子，也让他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他的思绪像脱缰的野马一般，不由自主地回到了那些遥远而艰苦的岁月。那时候，他和兄弟们在山林里艰难求生，每天都面临着饥饿、寒冷和敌人的威胁。
而在他的记忆深处，有一个身影格外清晰，那就是秀儿。她是一个善良而坚强的女人，也是他过世的第一任媳妇。尽管生活如此艰难，秀儿却总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用她的爱和关怀温暖着他和孩子们。
有一次，秀儿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偷偷给他送来了一个玉米面窝头。那窝头虽然粗糙，但对于饥肠辘辘的他来说，却如同山珍海味一般珍贵。秀儿告诉他，这是她好不容易节省下来的，让他一定要吃饱。
然而，就在秀儿返回的路上，不幸降临了。她被鬼子的巡逻队撞见，尽管她拼命地奔跑，但最终还是被抓住了。从那以后，秀儿就再也没有回来，只留下了年幼的念军和无尽的思念。
每当他想起秀儿，心中就像被千万只蚂蚁啃噬一般，疼痛难忍，悔恨交加。他常常会默默地责怪自己，如果当时自己能够毫不犹豫地陪在她身边，或许她就不会遭遇如此不幸的事情。然而，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秀儿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只留下了那些曾经美好的回忆和深深的思念，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头。
“别瞎拾掇了！”谢文东突然放下手中的粥，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道。碗，声音低了些，“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哪值得外人特意来。再说，我那些事儿，说多了也没啥意思，都是些流血的日子，不提也罢。”
张彩霞知道他心里的疙瘩，也没再劝，只是把桌上的报纸又仔细叠了叠，放进抽屉里，还在上面压了个布包——那布包里装着谢文东当年用的一把短刀，刀鞘都磨得发亮，是他从鬼子手里缴获的。
傍晚的时候，村里的大喇叭又响了，还是村长的声音，带着点沙哑，一遍遍地念着报纸上的报道。谢文东站在院里，听着喇叭里传来自己的名字，看着天上渐渐沉下来的暮色，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拿起靠在墙根的扫帚，开始扫院子里的落叶，扫帚划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要把心里的不安都扫走。
“东子！东子在家吗？”院门外传来喊声，是邻居老周头。谢文东放下扫帚，拉开门，看见老周头手里也拿着张报纸，身后还跟着几个村民，都是平日里一起种地的伙计。
“老周叔，你们咋来了？”谢文东把他们让进院。
老周头举起手里的报纸，脸上笑开了花：“这不为了你的事儿嘛！刚才在村部听村长念报纸，听得我心里直冒火！想当年你带着咱村的后生去打鬼子，我还记得你临走时跟我说，‘周叔，你放心，只要我谢文东活着，就不让鬼子进咱村一步’！这话，我到现在都没忘！”
“是啊，谢大哥，”旁边一个叫柱子的年轻人接话，他爹当年跟谢文东一起打过鬼子，后来牺牲了，“我爹以前总跟我说，谢大哥你当年在鬼子的炮楼底下，硬是凭着一把大刀，砍死了三个鬼子，救了咱村十几个妇女儿童。现在报上写了你的事儿，往后咱村的人出去，也能跟外人说，咱村出了个抗日英雄！”
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当年的事儿。有人说谢文东当年如何带着他们拆鬼子的铁路，有人说他如何把自家的存粮拿出来分给受灾的村民，还有人说他当年为了掩护村民转移，自己引着鬼子往深山里跑，三天三夜没合眼。
谢文东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那些他以为已经忘了的日子，原来都刻在村民们的心里。他想起有一年冬天，鬼子把村子围了，要抓他这个“谢文东”。村民们把他藏在菜窖里，任凭鬼子怎么打，怎么问，都没人说出他的下落。有个叫二娃的孩子，才十岁，被鬼子打得满嘴是血，也只说“不知道啥是谢文东”。
“都过去了，”谢文东叹了口气，给大伙递烟，“当年要是没有大伙帮我，我谢文东早就成了鬼子的刀下鬼。现在咱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好是好，可我总觉得，这报纸一登，往后咱村就不得安宁了，”老周头抽了口烟，眉头皱了起来，“你想啊，城里的记者要是来了，天天围着你转，你还咋种地？万一再引来些不三不四的人，那可咋整？”
老周头的话，正好说到了谢文东的心坎里。他不怕打仗，不怕鬼子，就怕现在的日子被打乱。他现在就想好好种地，看着念军长大，看着张彩霞每天在灶房里忙忙碌碌，看着院子里的鸡下蛋，看着地里的庄稼丰收。这些平平静静的日子，比什么都珍贵。
“走一步看一步吧，”谢文东掐灭了烟，“真要是有人来，咱就说，当年的谢文东早就死在山里了，现在的谢文东，就是个种地的老百姓。”
大伙又聊了会儿，天彻底黑了才走。张彩霞把屋里的灯点上，煤油灯的光昏昏黄黄的，照在墙上挂着的锄头和镰刀上。她看着谢文东坐在桌边，眉头紧锁，知道他还在琢磨报纸的事儿，就走过去，给他续了杯热水：“别想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咱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谢文东接过水杯，暖意从指尖传到心里。他看着张彩霞，又看了看里屋已经睡着的念军，心里忽然踏实了些。是啊，不管将来有多少人来，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只要他还有这一屋人，还有这一亩三分地，就啥都不怕。
夜里，谢文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当年在山林里，跟弟兄们一起看星星，弟兄们说，等把鬼子赶出去了，就回家种地，娶媳妇，生孩子。现在鬼子赶出去了，弟兄们却没几个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他又想起秀儿，想起她临死前，还攥着给他做的布鞋，说“东子，你要好好活着，看着咱的孩子长大”。
他悄悄起身，走到堂屋，打开抽屉，拿出那张报纸。月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报纸上，“抗日英雄谢文东”那几个字，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清晰。他把报纸又仔细看了一遍，看到记者写“谢文东如今仍保持着当年的军人作风，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带领村民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量”，心里忽然觉得，或许这报纸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至少，他没辜负弟兄们的期望，没辜负秀儿的嘱托，也没辜负村民们的信任。
他把报纸折好，放回抽屉，又摸了摸那个装着短刀的布包。刀鞘上的木纹，在手里很熟悉。他想起当年用这把刀，捅死了那个杀害秀儿的鬼子军官，想起那个军官临死前，眼里的恐惧。那时候他恨，恨鬼子，恨战争，恨这世道。现在他不恨了，他只想守护好眼前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谢文东还是天不亮就下地了。他刚走到地里，就看见村部的方向围了好多人，还有几个穿着中山装的人，拿着本子和笔，像是在打听什么。他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该来的，还是来了？
他没往村部那边去，径直走到自己的地里，拿起锄头开始刨地。土坷垃被锄头翻开，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他刨着刨着，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请问，您是谢文东同志吗？”
谢文东回过头，看见两个穿着中山装的年轻人，手里拿着相机和本子，正站在他身后。其中一个年轻人脸上带着笑，递过来一张名片：“我们是省报的记者，昨天看到关于您的报道，特意来采访您，想跟您聊聊当年打鬼子的事儿，还有您现在的生活。”
谢文东看着那张名片，又看了看远处村部院子里越来越多的人，心里忽然犯了难。他该怎么跟这些记者说？说当年的血雨腥风，还是说现在的柴米油盐？他抬头看了看天，太阳刚出来，金色的阳光洒在地里，照得玉米秸秆金灿灿的。他想起念军昨天说的“我爹是英雄”，想起张彩霞把报纸放进抽屉时的小心翼翼，想起老周头说的“咱村出了个抗日英雄”，心里忽然有了主意。
“采访就不用了，”谢文东放下锄头，拍了拍手上的泥，“我就是个种地的老百姓，当年的事儿，都是应该做的。现在我就想好好种地，多打粮食，让村里的人都能吃饱饭。要是你们真想了解，就去问问村里的老人们，他们比我记得清楚。”
记者还想再说什么，谢文东已经拿起锄头，转过身继续刨地。锄头落下的声音，在安静的田野里格外响亮。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往后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记者来，更多的人来。但他不怕，因为他知道，不管外面有多少喧嚣，他的根都在这里——在这片他守护过的土地上，在这屋他牵挂的人里。
只是，他心里还有个疑问：这些记者的到来，这些报纸的报道，真的能让更多人记住当年的历史吗？还是说，只会给他们平静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波澜？他不知道答案，只能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像当年在山林里那样，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夕阳西下的时候，谢文东扛着锄头回家。远远地，他看见张彩霞站在院门口等他，念军也蹦蹦跳跳地跑过来，手里拿着一朵刚摘的野菊花。他加快脚步，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晚风拂过，带着田野的气息，也带着家的温暖。他知道，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只要有这一屋人在，有这一亩三分地在，他就什么都不怕。只是，那报纸上的故事，究竟会把他的生活引向何方？他不知道，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