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和二年（公元88年，戊子年）
春天，正月，济南王刘康、阜陵王刘延、中山王刘焉来京城朝见。章帝性格宽厚仁爱，非常重视亲情，所以济南王、中山王这两位叔父，每次多次入朝，都特别受到恩宠，而且各位兄弟也都留在京城，不打发他们回封国。章帝赏赐群臣的财物，超过了规定的制度，以至于仓库钱财都空了。何敞给宋由上书说：“连年水旱灾害，百姓没有收成。凉州边境一带，家家都遭受灾祸；中原内地各郡，公家和私人都财力匮乏。现在实在是应该减少膳食、节省用度的时候。国家的恩泽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但赏赐太过了，只听说年终腊祭的赏赐，从郎官往上，公卿、王侯往下，把国库都掏空了，损耗国家资财。想想公家的用度，都是百姓的血汗。圣明的君主赏赐，应该有等级制度；忠臣接受赏赐，也应该有个限度。所以夏禹得到玄圭，周公得到束帛。现在您地位尊贵、责任重大，对上应当匡正国家纲纪，对下应当帮助百姓过上对上生活，怎么能只是无所作为、不违背旨意就算了呢！您应该先端正自己来给下面的人做表率，退还得到的赏赐，趁机陈述得失，上奏让王侯回到封国，解除对苑囿的禁令，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救济抚恤穷困孤苦的人，这样恩泽就能向下顺畅传达，百姓就会喜悦安乐了。”宋由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尚书南阳人宋意上疏说：“陛下极为孝顺，恩情深厚，以礼厚待宠爱诸王，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他们乘车能进入殿门，就座时不用叩拜，还把自己的美食分给他们，削减自己的膳食，赏赐非常优厚。刘康、刘焉有幸以旁支亲属的身份，享有大国的封邑，陛下对他们的恩宠超越了礼制，礼遇敬重也过头了。按照《春秋》的大义，父辈、兄弟，在君主面前没有不称臣的，这是为了使尊贵和卑贱各安其位，加强主干、削弱枝叶。陛下德业兴盛，应当成为万世的典范，不应该因为私人恩情而损害上下的秩序，失去君臣之间正确的关系。另外，西平王刘羡等六位王爷，都已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属官也配备齐全，应当早日前往封国，为子孙奠定基业；然而他们的宅第相互能望见，长期留在京城，骄横奢侈，僭越本分，所受的恩宠和俸禄太多了。陛下应该割舍不忍心的感情，以大义断绝私情，打发刘康、刘焉各自回到封国，让刘羡等人赶紧抓住合适时机前往，以满足众人的期望。”章帝还没来得及打发他们走。
壬辰日，章帝在章德前殿驾崩，年仅三十一岁。留下遗诏说：“不要修建寝庙，一切都依照先帝的制度。”
范晔评论说：魏文帝说汉明帝明察，汉章帝是忠厚长者。章帝一向了解人，厌恶汉明帝的苛刻，做事追求宽厚；侍奉明德太后，尽心尽力尽孝道；减轻徭役，简化赋税，百姓因此得到福泽；又用忠恕之道来行事，用礼乐制度来修饰。称他为忠厚长者，不也很合适吗！
太子即位，年仅十岁，尊窦皇后为皇太后。
三月丁酉日，按照遗诏改封西平王刘羡为陈王，六安王刘恭为彭城王。
癸卯日，将孝章皇帝安葬在敬陵。
南单于宣去世，单于长的弟弟屯屠何继位，成为休兰尸逐侯鞮单于。
太后临朝听政，窦宪凭借侍中的身份，在宫内参与机密事务，对外宣布诏令；他的弟弟窦笃担任虎贲中郎将，窦笃的弟弟窦景、窦瓌都担任中常侍，兄弟几个都处在亲近重要的位置。窦宪的门客崔骃写信告诫窦宪说：“《传》里说：‘生来就富有的人容易骄纵，生来就尊贵的人容易傲慢。’生来富贵却能不骄纵傲慢的人，还从来没有过。现在您的恩宠和俸禄刚刚增多，百官都在观察您的行为，您怎么能不日夜努力，来保持长久的好名声呢！以前冯野王凭借外戚的身份担任官职，被称为贤臣；近代阴卫尉克制自己，遵循礼制，最终得到很多福分。外戚之所以被当时的人指责，给后人留下过错，大概是因为自满而不谦逊，地位高但仁德不足。汉朝建立以后，一直到哀帝、平帝，外戚家族有二十家，能保全家族和自身的，只有四家罢了。《尚书》说：‘以殷商为借鉴，’能不谨慎吗！”
庚戌日，皇太后下诏：“任命原太尉邓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务，百官各守其职，听从他的指挥。”窦宪因为邓彪有仁义谦让的品德，是先帝敬重的人，而且为人仁厚随和，所以尊崇他。窦宪有所行动，总是在外让邓彪上奏，在内告诉太后，事情没有不被听从的。邓彪在位，只是修养自身而已，对窦宪的行为不能有所纠正。窦宪性格果断急躁，哪怕是极小的仇怨，他都会报复。永平年间，谒者韩纡审理弹劾窦宪父亲窦勋的案件，窦宪就指使门客斩杀韩纡的儿子，用他的头来祭奠窦勋的坟墓。
癸亥日，陈王刘羡、彭城王刘恭、乐成王刘党、下邳王刘衍、梁王刘畅开始前往封国。
夏天，四月戊寅日，按照遗诏废除郡国对盐铁的禁令，任凭百姓煮盐铸铁。
评论
章和二年是东汉中期的重要转折点，章帝驾崩与窦氏外戚掌权的交替，不仅浓缩了权力更迭的戏剧性，更暴露了帝国治理的深层矛盾，其历史启示可从以下层面解读：
“宽仁”与“失度”：章帝统治的双重遗产
章帝以“长者”着称，其“事从宽厚”“平徭简赋”确实缓解了明帝时期的苛切，赢得民心；但对宗室的过度恩宠——允许济南王、中山王久留京师，赏赐无度至“仓帑为虚”，却违背了“强干弱枝”的政治原则。宋意直言“不宜以私恩损上下之序”，点出了问题核心：帝王的“宽仁”若缺乏制度约束，会异化为“失度”。
章帝的统治印证了一个规律：治国需“宽严相济”。他摒弃明帝的“苛切”，却走向“纵容”，导致宗室骄奢、财政空虚，为后续外戚专权埋下隐患。范晔称其“长者”，既是肯定其仁厚，也暗含对其治政“失于软弱”的委婉批评。这种“仁而无断”的执政风格，警示后世：“宽仁”不等于“无原则妥协”，良好治理需以制度刚性为基础。
权力真空下的外戚擅权：窦氏崛起的必然性
章帝猝逝后，十岁的太子即位，皇太后临朝成为权力过渡的常规操作，但窦宪兄弟“内干机密、外掌诰命”，借“亲要之地”垄断权力，标志着东汉外戚专权的再次抬头。崔骃警告“生富贵而能不骄慠者未之有也”，并以“汉兴外家二十，保族全身者四”的历史教训警示，却未能阻止窦宪的专横——他不仅操控太傅邓彪为傀儡，更私斩韩纡之子报复旧怨，视国法如无物。
这一过程揭示了皇权继承制度的致命缺陷：幼主即位必然导致权力真空，而外戚作为“太后近属”，天然具备填补真空的优势。东汉的“外戚-宦官”循环，本质上是皇权缺乏制度化制衡的产物。窦氏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专制体制下“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这对理解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治理困境具有典型意义。
“罢盐铁禁”的争议：政策调整的利弊之辩
章帝遗诏“罢郡国盐铁之禁，纵民煮铸”，看似是“还利于民”的宽政，实则可能是对财政困境的无奈应对——盐铁专营本是汉代重要财源，此时放弃，或因国库空虚难以维持专卖体系。这一政策调整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博弈：放开私营可能短期刺激生产，但也会导致财政收入流失、地方豪强垄断资源，长远看不利于中央集权。
后世对“盐铁官营”的争议，核心在于“政府调控”与“市场自由”的平衡。章和二年的“罢禁”，虽未明确记载其效果，却为后世提供了案例：重大经济政策的调整，需兼顾短期民生与长期国家能力，盲目“放任”或“垄断”均非良策。
官僚体系的“失语”与“清醒”：何敞、宋意的抗争与局限
面对财政危机与宗室逾制，何敞建议“还所赐、遣王侯就国、节省浮费”，宋意直言“割情断恩”以正纲纪，展现了士大夫的政治清醒。但何敞的奏记被宋由搁置，宋意的上疏未被章帝采纳，反映出官僚体系对皇权的依附性：即便有识之士看穿问题，若无帝王支持，仍难撼动既得利益。
这种“清醒者无力”的困境，是专制体制下的常态。何敞、宋意的抗争虽未成功，却坚守了“以道事君”的儒家理念，为后世士大夫树立了“敢言”的榜样。他们的遭遇也提示：制度的改进，既需要“敢言者”，更需要能容纳“不同意见”的机制。
“薄葬”遗诏的象征意义：帝王对“身后名”的理性认知
章帝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延续了光武、明帝的薄葬传统，与汉初帝王厚葬形成对比。这一决策不仅节省民力，更体现了对“形式主义”的摒弃——真正的“不朽”不在于陵墓规模，而在于治政功绩。
章帝的薄葬选择，在盛行“厚葬以显孝”的古代，具有超越时代的理性。它警示后世：统治者的“遗产”不在物质奢华，而在民生福祉与制度根基，这一理念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章和二年的历史，是东汉由盛转衰的缩影：章帝的“宽仁”留下了民心，也留下了隐患；窦氏的擅权开启了外戚专权的恶性循环；而士大夫的抗争与无力，则预示了帝国治理的深层危机。这些矛盾的交织，为理解中国古代“盛世”与“危机”的转换提供了典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