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京城发生旱灾。
北匈奴遭遇饥荒，局势混乱，每年都有几千人向南匈奴投降。秋天，七月，南单于上奏说：“应该趁着北匈奴内部纷争，出兵讨伐，打败北匈奴，让南匈奴统一匈奴各部，成为一个整体，这样汉朝就永远不用担心北方的威胁了。我们在汉朝的土地上长大，张嘴就有饭吃，每年得到的赏赐动不动就数以亿计，虽然现在安安稳稳，却惭愧没有报效汉朝的机会。我们愿意征发国内以及各部落中原来的胡人和新投降的精锐士兵，兵分几路一起出发，约定在十二月在北匈奴的地盘会合。我们兵力单薄，不足以防范内外，希望能派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以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的太守，一起合力向北进军。希望凭借圣上的威严和神明，一举平定匈奴。我们国家的成败，关键就在今年了，我已经命令各部落整顿兵马，希望太后能怜悯并考虑我们的请求！”太后把南单于的奏章给耿秉看。耿秉上奏说：“以前汉武帝用尽天下之力，想让匈奴称臣，成为汉朝的属国，但没遇到合适的时机，所以没有成功。现在幸好是上天的安排，北匈奴内部纷争不断，利用夷狄去攻打夷狄，这对国家有利，应该答应南单于的请求。”耿秉还趁机表示自己深受皇恩，理应挺身而出效力。太后考虑想要听从他们的建议。尚书宋意上书说：“那些戎狄轻视礼义，没有上下之分，谁强大谁就是首领，弱小的就屈服。自从汉朝建立以来，已经多次征伐他们了。但征伐所获得的成果，还弥补不了损失。光武皇帝亲身经历战争的艰难，深知天地间的道理，所以趁着匈奴来投降，采取笼络的办法，让他们归附，边疆的百姓得以生存，劳役也停止了，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如今鲜卑归顺汉朝，斩杀俘获匈奴上万人，我们汉朝坐享大功，百姓却不用承受战争的辛劳。汉朝建立以来的功绩，现在最为显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夷狄之间相互攻打，不损耗汉朝的兵力。我观察鲜卑攻打匈奴，其实是贪图抢劫财物；等他们把功劳归给朝廷，实际上是为了得到丰厚的赏赐。现在如果让南匈奴回到北方的王庭，那就不得不限制鲜卑。鲜卑对外失去了抢劫的机会，对内又没有了因功劳而得到的赏赐，他们像豺狼一样贪婪，一定会成为边疆的祸患。如今北匈奴向西逃窜，请求和亲，我们应该趁着他们归附，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外部屏障，没有比这更好的大业了。如果为了顺从南匈奴而派兵出征，耗费钱财，那就错失了上策，离开了安稳，走向了危险。实在不应该答应南匈奴的请求。”
正好齐殇王的儿子都乡侯刘畅前来为章帝吊丧，太后多次召见他，窦宪担心刘畅会瓜分自己在宫中的权力，就派门客在皇宫的卫士驻地刺杀了刘畅，然后把罪名推给刘畅的弟弟利侯刘刚，还派侍御史和青州刺史一起审讯刘刚等人。尚书颍川人韩棱认为“凶手就在京城，不应该放过近处的人，却去审问远处的，这样恐怕会被奸臣嘲笑。”太后很生气，严厉斥责韩棱，但韩棱坚持自己的看法。何敞劝说宋由：“刘畅是皇室宗亲，又是受封的藩臣，来为皇帝吊丧，上书等待回复，却在皇宫的卫士保护下遭遇如此残酷的事情。负责执法的官员，没人去追捕凶手，线索不明显，主谋也没查出来。我身为朝廷重臣，职责是掌管贼盗事务，我想亲自到案发地点，去调查这件事。但司徒府和司空府的官员认为按惯例：三公不参与盗贼案件。您放纵奸恶之人，却没人觉得这是过错。我请求单独上奏，查办这件事。”宋由这才答应。司徒府和司空府听说何敞要去，都派主管官员跟着他。于是经过调查，完全掌握了事实真相。太后很生气，把窦宪关在内宫。窦宪害怕被杀，就主动请求攻打匈奴来赎罪。冬天，十月乙亥日，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去讨伐北匈奴，任命执金吾耿秉为副将。征发北军五校、黎阳营、雍营、边境十二郡的骑兵以及羌人、胡人的军队出塞。
公卿们推举原张掖太守邓训接替张纡担任护羌校尉。迷唐率领一万骑兵来到边塞，没敢直接攻打邓训，而是先想胁迫小月氏胡人。邓训保护小月氏胡人，不让他们与迷唐交战。大臣们商议时都认为羌人和胡人互相攻打，对朝廷有利，不应该阻止。邓训说：“张纡不讲信用，导致众多羌人叛乱，凉州的官吏和百姓，性命就像头发丝一样危险。那些胡人之所以不愿意真心归附，都是因为我们的恩德和信用不够深厚。现在趁着他们处境危急，用恩德来安抚他们，也许能派上用场。”于是下令打开城门和自己居住的园门，把所有胡人的妻子儿女都赶到里面，派兵严密守卫。羌人抢不到东西，又不敢逼迫胡人，就只好撤兵离开。从此湟中的胡人都说：“汉朝以前总是想让我们互相争斗；现在邓使君用恩德和信用对待我们，打开门接纳我们的妻子儿女，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他们都高兴地叩头说：“一切听从使君的命令！”邓训于是对他们加以抚养教导，无论大人小孩没有不感动喜悦的。接着邓训赏赐贿赂各个羌人部落，让他们互相招降引诱，迷唐的叔父号吾率领他部落的八百户人前来投降。邓训趁机征发湟中的秦、胡、羌士兵四千人出塞，在写谷突袭迷唐，打败了他，迷唐于是离开大、小榆谷，住在颇岩谷，部众也都离散了。
评论
章和二年五月至十月的史事，围绕边疆决策与朝堂权力斗争展开，集中展现了东汉中期在民族治理、权力制衡上的复杂博弈，其历史镜鉴意义深远。
“以夷伐夷”的争议：边疆策略的短视与远见
南单于请求联合汉朝北伐北匈奴，主张“以夷伐夷”，耿秉以“天时可乘”支持，宋意则坚决反对，核心分歧在于对“夷虏相攻”本质的认知。宋意点出关键：鲜卑助汉是“贪得重赏”，若扶持南匈奴统一，必然需约束鲜卑，反而可能引发新的边患；而维持北匈奴与鲜卑、南匈奴的制衡，“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才是更稳妥的策略。
这一争议揭示了边疆治理的核心悖论：主动介入往往引火烧身，保持平衡反而能收渔利。汉武帝“单极天下”未能臣服匈奴，光武“羁縻畜养”换得四十年安宁，对比鲜明。南单于的“报效”说辞背后，实则是借汉朝之力壮大自身；耿秉的“天授良机”论，忽视了“夷狄无上下”的本性——强者一旦崛起，终将成为新的威胁。宋意的反对，体现了对“边疆均势”的清醒认知，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路，远比“毕其功于一役”的冒进更具长远眼光。
窦宪弑亲与“赎死北伐”：权力失控的荒诞逻辑
窦宪因忌惮齐殇王子刘畅分权，竟遣客刺杀之，事发后为避祸“自求击匈奴以赎死”，最终得以车骑将军身份领军北伐。这一过程充满戏剧性，却暴露了外戚专权下的司法崩坏：权贵杀人可借“军功赎罪”，国法沦为私人工具。
窦宪的操作本质是“以国家利益为私人买单”——北伐匈奴本是重大国策，却成了外戚脱罪的筹码。太后的“闭宪于内宫”到最终同意其出征，反映出皇权对近亲的纵容；韩棱“贼在京师，不宜舍近问远”的抗争被压制，何敞冒险独奏才查清事实，却无法动摇窦宪地位，更凸显官僚体系对权贵的无力。这种“刑不上大夫”的双重标准，是东汉政治腐败的开端，也为窦宪后来的跋扈与覆灭埋下伏笔。
邓训治羌：“恩信”对“欺诈”的逆袭
护羌校尉邓训面对迷唐威胁，摒弃张纡“毒酒诱杀”的旧路，转而以“恩信”安抚小月氏胡：开门接纳其妻子，严兵守护，最终赢得诸胡“如得父母”的信任，甚至促使迷唐叔父降汉。这一转变印证了民族治理中“信任重建”的力量。
邓训的成功在于看透了羌胡“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的症结。张纡的欺诈虽换得一时胜利，却激化了族群仇恨；邓训则以“以德怀之”打破“汉家欲斗我曹”的刻板印象，用实际行动证明：武力威慑只能短期压制，恩信才能长期维稳。其“赏赂诸羌种，使相招诱”的策略，将“分化瓦解”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非单纯的武力胁迫，为边疆治理提供了“软实力”胜于“硬实力”的经典案例。
朝堂暗流：各方势力的角力与妥协
这一时期的政治运作，处处可见权力平衡的微妙：太后既需依赖窦宪兄弟掌控局面，又需借耿秉、邓训等功臣稳定边疆；官僚集团中，宋意、韩棱、何敞等试图维护纲纪，却不得不受制于外戚权势；边疆将领则在“主战”与“主和”间摇摆，最终服务于中央政治需求。
这种复杂角力揭示了专制体制下的决策逻辑：重大政策往往不是“最优解”，而是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北伐匈奴的决策，既是南单于推动、耿秉支持的结果，更是太后为保全窦宪的权宜之计；邓训的治羌成功，则得益于其远离中枢、得以自主施政的空间。这种“顶层混乱、基层偶有亮色”的状态，正是东汉中期由稳转乱的典型特征。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历史充满张力：边疆策略的远见与短视交锋，权力运作的荒诞与无奈并存，民族治理的恩信与欺诈较量。其中，对“均势”的认知、对“法治”的坚守、对“信任”的重视，至今仍能为国家治理、国际关系提供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