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己亥年）
春天二月，鲜卑侵犯雁门。
蜀郡的夷人攻打蚕陵。
三月，又禁止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员服三年丧。
夏天，京城发了大水。
六月，鲜卑又来进犯辽东。
梁皇后仗着姐姐（太后）和哥哥梁冀的势力，生活那叫一个奢侈糜烂，比之前的皇后奢靡程度翻了好几倍。她独占皇帝宠爱，还特别善妒，后宫其他妃子都没机会见到皇帝。等到太后去世，她的恩宠一下子就没了。梁皇后一直没生孩子，每次有宫女怀孕，很少有能保住孩子的。皇帝虽然害怕梁冀，不敢对梁皇后发怒，但去她那儿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梁皇后心里又愁又气。秋天七月丙午日，梁皇后去世。乙丑日，把她安葬在懿陵，谥号懿献皇后。梁冀一家，前前后后出了七个侯爷，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夫人、女儿食邑称君的有七人，娶公主的有三人，其他卿、将、尹、校等官职的有五十七人。梁冀独揽大权，一天比一天凶狠放肆，皇宫的侍卫和皇帝身边的近侍，都是他安插的亲信，皇帝在宫中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各地征调物资，每年按时进贡的东西，都得先把最好的送给梁冀，皇帝只能拿到次一等的。官员和百姓带着财物来求官或者请罪的，在道路上排得满满的。百官升迁或者被征召，都得先到梁冀家门口送上书信表示感谢，然后才敢去尚书台办理手续。下邳人吴树要去宛县当县令，上任前向梁冀辞行，梁冀的宾客在宛县境内到处都是，梁冀就托吴树照顾他们。吴树说：“这些小人奸恶，家家都该杀。将军您处在上将的高位，应该推崇贤良，来弥补朝廷的缺失。自从我陪您坐着谈话以来，没听您称赞过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却嘱托我照顾这么多不称职的人，我实在不敢听从！”梁冀听了，心里很不高兴，没说话。吴树到了宛县，就把梁冀那些祸害百姓的宾客杀了几十人。后来吴树升任荆州刺史，又去向梁冀辞行，梁冀就用毒酒害死了他，吴树刚出门，就死在了车上。辽东太守侯猛刚被任命，没去拜见梁冀，梁冀就找了个别的理由把他腰斩了。郎中汝南人袁着，年仅十九岁，到皇宫上书说：“四季交替运行，完成使命就会过去，地位高、受厚宠的人，很少有不招来灾祸的。现在大将军已经位极人臣、功成名就，这可是最大的警戒，应该遵循辞官回家的礼节，安享清福。古话说：‘果实太多会压坏树枝，伤害树心。’如果不削减手中的大权，恐怕没法保全自己！”梁冀听说后，秘密派人去抓捕袁着，袁着就改名换姓，假装生病死了，还扎了个草人，买了棺材出殡。梁冀知道他是装的，抓到他后，把他鞭打致死。太原人郝絜、胡武，喜欢发表激烈正直的言论，和袁着关系很好，郝絜、胡武曾经联名向三公府上奏，推荐天下的高士，却没去拜见梁冀。梁冀回想起来很生气，下令让京城的官员发文追捕他们，结果把他们两家都杀了，死了六十多人。郝絜一开始逃亡，知道逃不掉，就带着棺材到梁冀家门口上书，信送进去后，就服毒自杀了，这样他的家人才能保全。安帝的嫡母耿贵人去世，梁冀向耿贵人哥哥的儿子林虑侯承索要耿贵人的珍玩，没要到，梁冀大怒，把承一家十几口人都杀了。涿郡的崔琦因为文章写得好，被梁冀欣赏，崔琦写了《外戚箴》《白鹄赋》来委婉地劝诫梁冀，梁冀很生气。崔琦说：“以前管仲辅佐齐国，喜欢听批评劝谏的话；萧何辅佐汉朝，还专门设立记录自己过错的官员。现在将军您几代人都位居三公宰辅之位，责任等同于伊尹、周公，却没听说您施行什么德政，老百姓生活困苦，您不结交贤良来挽救即将到来的灾祸，反而想堵住士人嘴巴，蒙蔽皇帝的视听，难道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吗！”梁冀无话可说，就打发崔琦回家。崔琦害怕，就逃跑躲起来了，梁冀把他抓回来后，杀了他。
梁冀掌权将近二十年，权势在朝廷内外通行无阻，皇帝都只能拱手相让，不能亲自参与政事，皇帝心里早就不满了；等到陈授因为说日食的过错在梁冀而死，皇帝就更加愤怒。和熹皇后堂兄的儿子郎中邓香的妻子宣，生了个女儿叫猛，邓香死后，宣改嫁给梁纪；梁纪是梁冀妻子孙寿的舅舅。孙寿觉得猛长得漂亮，就把她带进皇宫，成为贵人，梁冀想认猛做自己女儿，把猛的姓改成梁。梁冀担心猛的姐夫议郎邴尊会破坏宣让猛改姓梁的想法，就派刺客杀了邴尊。之后又想杀宣，宣家紧挨着中常侍袁赦家，梁冀的刺客爬上袁赦家屋顶，想进入宣家，袁赦发觉后，敲鼓召集众人并告诉了宣。宣赶紧跑去告诉皇帝，皇帝听后大怒，借上厕所的机会，单独叫来小黄门史唐衡，问：“我身边和外戚合不来的人，有谁？”唐衡回答：“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和梁不疑有矛盾；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一直私下里痛恨外戚骄横跋扈，只是嘴上不敢说。”于是皇帝把单超、左悺叫进屋里，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把持朝政，威胁朝廷内外，公卿以下的官员都听他们的，现在我想杀了他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单超等人回答：“他们确实是国家的奸贼，早就该杀了；只是我们能力薄弱，不知道陛下您是怎么想的。”皇帝说：“确实如此，你们秘密谋划这件事。”单超等人说：“谋划不难，就怕陛下您心里犹豫不决。”皇帝说：“奸臣威胁国家，就应该治他们的罪，有什么可犹豫的！”于是又把徐璜、具瑗等人叫来，五个人一起商定计策，皇帝咬破单超的手臂，歃血为盟。单超等人说：“陛下现在主意已定，就别再说了，免得被人怀疑。”
梁冀心里怀疑单超等人，八月丁丑日，派中黄门张恽进宫值班，以防发生变故。具瑗命令官吏逮捕张恽，罪名是“擅自从宫外进宫，想要图谋不轨”。皇帝来到前殿，召集尚书们进宫，宣布这件事，让尚书令尹勋拿着符节带领丞、郎以下的官员都拿着兵器守住宫门，把各种符节都收集起来送到宫中，让具瑗率领左右马厩的骑士、虎贲、羽林、都候等带剑戟的士兵共一千多人，和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包围梁冀的府第，让光禄勋袁盱拿着符节没收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他为比景都乡侯。梁冀和妻子孙寿当天就自杀了；梁不疑、梁蒙之前已经去世。把梁氏、孙氏家族内外的宗亲都抓起来送到诏狱，不论老少都被处死；其他受牵连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官员，死了几十人。太尉胡广、司徒韩演、司空孙朗都因为依附梁冀，没有保卫皇宫，停留在长寿亭，被判处比死刑低一等的刑罚，免去官职成为平民。梁冀的旧部、宾客被免职的有三百多人，朝廷几乎都空了。当时，事情突然从宫中发起，使者们跑来跑去，公卿们都慌了神，官府和集市一片混乱，过了好几天才安定下来；老百姓没有不拍手称快的。没收梁冀的财物，由官府变卖，总共三十多亿，用来充实皇家府库，还把天下的税租减少了一半，把梁冀的园林、猎场分给穷困百姓，让他们有谋生的手段。
评论
延熹二年的历史，以梁冀集团的覆灭为核心，展现了东汉外戚专权的巅峰与崩塌。这场权力风暴既是皇权与外戚的终极对决，也暴露了王朝深层的制度痼疾，其过程与影响极具历史警示意义：
梁冀专权的极致：权力失控下的“家族帝国”
梁冀集团的权势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外戚专权的顶点：“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的家族阵容，“四方调发先输冀第，乘舆次之”的财富垄断，“百官迁召先谢冀门”的官场控制，构成了一个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国中之国”。其统治的残酷性体现在：
对异己的绝对碾压：宛令吴树拒绝为其党羽牟利，遭毒杀；辽东太守侯猛未登门拜谒，被腰斩；十九岁的郎中袁着上书劝其退隐，竟被“笞杀”并牵连六十余人。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让权力彻底沦为铲除异己的工具。
对皇权的全面架空：皇帝的“宫卫近侍皆树所亲”，连起居细节都被监视；后宫嫔妃“孕育者鲜得全”，梁皇后甚至通过堕胎控制皇嗣。桓帝形同傀儡，“拱手不得有所亲与”，皇权被压缩到仅剩“皇帝”的虚名。
对社会的无度掠夺：从“吏民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的官场腐败，到“岁时贡献先输上第于冀”的财富截留，整个国家机器成了梁氏家族的敛财工具。其积累的“三十馀万万”家产（相当于全国半年税租），正是无数百姓的血泪结晶。
梁冀的覆灭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当权力失去任何约束，贪婪与暴虐就会无限膨胀，最终必然触碰所有阶层的底线，包括曾经纵容它的皇权。
倒冀之变的真相：皇权与宦官的“黑箱联盟”
桓帝诛杀梁冀的过程，绝非“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叙事，而是一场充满阴谋与算计的权力博弈：
联盟的脆弱基础：桓帝与单超、左悺等宦官的结盟，源于共同的“敌人”而非共同的“理想”。皇帝恨梁冀“迫胁内外”，宦官怨梁冀垄断权力，二者在“厕所密议”“啮臂为盟”，本质是利益交换——皇帝借宦官之手夺权，宦官借皇帝之势上位。
手段的诡秘与残酷：从“收张恽以图不轨”的先发制人，到“勒尚书操兵守省阁”的宫廷戒严，再到“千馀人围冀第”的雷霆行动，整个过程如同一出精心策划的政变。而“梁氏、孙氏宗亲无长少皆弃市”“连及死者数十人”的清洗，既显决绝，也露残忍——权力斗争从来没有“温情”可言。
士大夫的集体缺席：这场倒冀行动中，士大夫群体几乎完全缺位。此前因反抗梁冀而死的陈龟、袁着等人，并未成为变革的推动者；幸存的官员或如胡广般“阿附冀”，或如李膺般沉默观望。这说明士大夫阶层在长期高压下已丧失行动力，只能被动接受权力更迭的结果。
梁冀的覆灭，本质是“外戚专权”被“宦官专权”取代，而非制度的革新。桓帝打破了一个权力垄断者，却扶持了另一个更隐蔽的垄断集团，为后来的“党锢之祸”埋下伏笔。
短暂的狂欢与深层的危机
“收冀财货减天下税租之半”“散苑囿以业穷民”的举措，让百姓“莫不称庆”，但这种狂欢难以掩盖王朝的深层危机：
权力结构的恶性循环：从外戚专权到宦官专权，东汉的权力结构并未改善，只是“恶”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宦官单超等人后来“封列侯，权倾朝野”，其腐败与专横不亚于梁冀，证明皇权依赖“近臣”的痼疾从未解决。
官僚体系的崩塌风险：“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馀人，朝廷为空”的局面，虽清除了梁冀党羽，却也导致行政瘫痪。而“太尉胡广等免为庶人”的处理，看似公正，实则株连——当“不卫宫”都成为罪名，说明政治清洗已超越“罪行”本身，沦为权力洗牌的工具。
社会矛盾的延续：减租、散苑囿等惠民政策，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梁冀虽死，但“群小竞进，秉国之位”的现象并未改变，百姓“饥无所食”的困境依然存在。鲜卑寇边、蜀郡夷叛等问题，也不会因一场宫廷政变而消失。
历史的镜鉴：权力失控的永恒困局
延熹二年的这场巨变，揭示了专制王朝的致命悖论：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梁冀从“辅政大臣”演变为“跋扈将军”，根源不在于个人品质，而在于缺乏制衡的权力结构。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与“世袭罔替”的特权结合，任何道德说教都苍白无力。
“恶恶相济”的历史循环：桓帝用宦官倒外戚，无异于“以毒攻毒”。此后宦官专权愈演愈烈，最终引发“党锢之祸”，证明“用一种专权取代另一种专权”，只会让王朝在恶性循环中加速坠落。
民心向背的终极裁判：百姓对梁冀覆灭的“称庆”，并非拥护桓帝或宦官，而是对“苛政猛于虎”的反抗。当一个政权的存在只为少数人牟利时，其崩塌只是时间问题——梁冀的财富、权势曾如日中天，最终却落得“自杀弃市”的下场，恰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生动注脚。
延熹二年的这场风暴，吹散了外戚专权的阴霾，却也开启了宦官乱政的新篇章。东汉王朝并没有因此“中兴”，反而在权力的频繁更迭中，一步步走向了终点。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人们往往期待一场巨变能解决所有问题，却忘了“权力”本身，才是需要被驯服的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