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日，皇帝把梁贵人立为皇后，还把之前梁皇后的懿陵降格为贵人的坟墓。皇帝讨厌梁氏，就把皇后的姓改成薄氏，过了一段时间，知道她是邓香的女儿，又让她恢复邓姓。
皇帝下诏奖赏诛杀梁冀的功臣，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为县侯，单超的食邑有两万户，徐璜等人各有一万多户，世人称他们为“五侯”。还让左悺、唐衡继续担任中常侍。又封尚书令尹勋等七人为亭侯。
任命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人祝恬为司徒，大鸿胪梁国人盛允为司空。当时，刚刚除掉梁冀，天下人都期待有新的政策和变化。黄琼处在三公之首的位置，就上奏检举那些平常贪污的州郡官员，有十多个人被处死或者流放，全国上下都一致称赞他。
黄琼征召汝南的范滂。范滂从小就磨炼自己的高洁品行，被家乡人信服。他曾经担任清诏使，去冀州巡查，范滂一上车，手握缰绳，就满怀壮志，想着要把天下治理得风清气正。那些贪污的郡守、县令，听到风声就自动交出官印离职了。他所检举上奏的人，没有不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正好赶上皇帝下诏让三府的属官检举那些民间流传的官员不法行为，范滂就上奏检举了二十多个刺史、二千石官员以及他们背后的权贵势力。尚书责怪范滂弹劾的人太多，怀疑他有私心。范滂回答说：“我所检举的，要是没有那些贪婪残暴、严重危害百姓的，我怎么会写在奏章上呢！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所以先检举最要紧的，那些还没调查清楚的，之后我会再去核实。我听说农夫除掉杂草，好庄稼才能长得茂盛；忠臣铲除奸人，国家的正道才能清明。要是我说的有假，我甘愿接受死刑！”尚书也没法反驳他。
尚书令陈蕃给皇帝上疏，推荐了五个隐士，分别是豫章的徐稚、彭城的姜肱、汝南的袁闳、京兆的韦着和颍川的李昙。皇帝就用安稳的车子、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按照礼节去征召他们，可他们都没来。徐稚家里穷，经常自己种地，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就不吃，为人恭敬、节俭、重义气、讲谦让，当地的人都佩服他的品德。多次被官府征召，他都没答应。陈蕃当豫章太守的时候，以礼邀请徐稚担任功曹，徐稚没办法才去拜见，见面之后就告辞了。陈蕃性格正直严厉，不轻易接待宾客，只有徐稚来了，才专门为他设一张坐榻，徐稚走了就把坐榻挂起来。后来徐稚被推举为有道之士，朝廷派人到他家封他为太原太守，他也没接受。徐稚虽然不接受各位公卿的征召，但听说有人去世，就背着书箱去吊唁。他常常在家里提前烤好一只鸡，用一两棉花在酒里浸湿后晾干，用来包裹鸡肉，直接走到要去的坟墓外，用水浸湿棉花，让它散发出酒气，再准备一斗米饭，用白茅垫着。把鸡放在前面，洒酒祭奠完，留下名片就走，不见丧主。
姜肱和他的两个弟弟仲海、季江都因为孝顺友爱而出名，他们经常盖同一条被子睡觉，不接受朝廷的征召。姜肱曾经和弟弟季江一起去郡里，晚上在路上遇到强盗，强盗要杀他们，姜肱说：“我弟弟年纪小，父母疼爱他，还没娶妻，我愿意牺牲自己救弟弟。”季江说：“哥哥年纪大，品德好，是家里的宝贝，国家的人才，我请求自己受死，来代替哥哥的性命。”强盗听了就把他们都放了，只是抢走了他们的衣服财物。到了郡里，大家看到姜肱没穿衣服，奇怪地问原因，姜肱找了个别的借口，始终没说被抢劫的事。强盗听说后，感动又后悔，到学舍求见姜肱，磕头谢罪，归还抢来的东西。姜肱不接受，还拿酒食招待强盗，然后送他们走了。皇帝征召姜肱，他没来，就下令彭城的官员，让画工去画姜肱的样子。姜肱躺在昏暗的地方，用被子蒙着脸，说自己头晕，怕吹风，画工最终也没见到他。
袁闳是袁安的玄孙，他刻苦修身，不接受征召。韦着隐居起来讲学，不过问世俗事务。李昙的继母很严厉，李昙侍奉她却更加恭敬，得到四季的珍贵玩物，从来都是先祭拜再献给继母，乡里人都把他当作榜样。
皇帝又征召安阳的魏桓，他的同乡都劝他去，魏桓说：“追求官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现在后宫有上千人，能减少吗？马厩里有上万匹马，能减掉吗？皇帝身边的权贵，能除掉吗？”大家都说：“不能。”魏桓感慨地叹息说：“如果我去了，最后还是一事无成地回来，那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就隐居起来不出来。
皇帝除掉梁冀后，以前的旧人、恩人、仇人，很多都得到了封爵。追封皇后的父亲邓香为车骑将军，封安阳侯；又封皇后的母亲宣为昆阳君，哥哥的儿子邓康、邓秉都为列侯，家族其他人都当上了列校、郎将，赏赐的财物数以万计。中常侍侯览献上五千匹细绢，皇帝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又借口他参与商议诛杀梁冀，进封他为高乡侯；还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权力都集中到宦官手里了。“五侯”尤其贪婪放纵，朝廷内外都被他们搅得不安宁。当时，灾异现象频繁出现，白马令甘陵人李云用公开的奏章上书，还把副本送到三公府，说：“梁冀虽然专权跋扈，把暴虐施加到天下，但现在因为犯罪被杀，就像主人叫来家臣把他勒死一样，却滥封谋划这件事的臣子万户以上的食邑。汉高祖要是知道了，能不反对吗！西北边境的将领，能不寒心吗！孔子说：‘帝，就是要明察。’现在官位混乱，小人靠谄媚往上爬，钱财公然行贿受贿，政治教化日益受损；皇帝诏书任命官员，都不经过皇帝亲自审阅，这样做，皇帝还想不被人指责吗！”皇帝看到奏章后非常生气，下令有关部门逮捕李云，让尚书带着护卫，拿着剑戟把李云送到黄门北寺狱，派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一起审问他。当时，弘农五官掾杜众为李云因为忠谏而获罪感到痛心，就上书说“愿意和李云同一天死”，皇帝更加愤怒，就把杜众也关进了廷尉的监狱。大鸿胪陈蕃上疏说：“李云说的话，虽然没顾忌皇帝的忌讳，冒犯了皇帝的旨意，但他的本意是为了国家好。以前汉高祖能容忍周昌直言不讳的劝谏，汉成帝赦免朱云的死罪，现在要是杀了李云，我担心世人又会有像比干被剖心那样的议论了！”太常杨秉、雒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也一起上疏为李云求情。皇帝非常愤怒，有关部门上奏说他们对皇帝不恭敬。皇帝下诏严厉斥责陈蕃、杨秉，把他们免职赶回家乡，沐茂、上官资被降两级官阶。当时皇帝在濯龙池，管霸上奏李云等人的事情，管霸跪着说：“李云不过是乡野间的迂腐书生，杜众是郡里的小官吏，他们是出于愚狂，不值得治罪。”皇帝对管霸说：“‘帝欲不谛’，这是什么话，你还想原谅他们？”回头让小黄门批准了对李云和杜众的判决，李云和杜众都死在了狱中，从此皇帝宠爱的这些人更加骄横。太尉黄琼自己觉得无力制止这种情况，就称病不起，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什么好的政绩，梁氏家族掌权，宦官充斥朝廷，李固、杜乔因为忠言被残酷杀害，李云、杜众又因为正直接着被杀，天下人伤心害怕，怨恨越来越深，朝廷内外的人，都不敢谈忠了。尚书周永，一直侍奉梁冀，借助他的权势，看到梁冀快倒台了，就假装诋毁梁冀来显示自己忠诚，靠着这种奸计，也得到了封侯。还有，宦官心怀不正，互相勾结，自从梁冀得势，他们就亲密无间，整天谋划着干坏事；等到梁冀要被杀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再耍手段，又把梁冀的恶行重新提起，来索要爵赏。陛下不仔细审查，辨别真假，又把他们和忠臣一起公开封赏，让好坏不分，就像把金玉扔在沙石里，把珪璧摔碎在泥地里，天下人听到这些，没有不愤怒叹息的。我家世代受国家的恩，我职位重要但能力微薄，在这快要不行的时候，斗胆说出这些不避讳的话。”奏章呈上去后，皇帝没有采纳。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于梁冀覆灭后的权力重组与社会百态，展现了东汉中后期“外戚退、宦官进”的权力真空期乱象，其中各方势力的博弈与士人的价值选择，深刻折射出王朝的精神危机：
权力洗牌的本质：从“外戚专权”到“宦官擅政”的恶性循环
梁冀死后的权力分配，并未带来政治清明，反而开启了更隐蔽的腐败：
“五侯”的崛起与贪婪：单超、徐璜等宦官因“诛冀之功”被封县侯，食邑多至二万户，形成“五侯当朝”的格局。他们的“贪纵”与梁冀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将“外戚家族垄断”转为“宦官集团分赃”。皇帝用宦官制衡外戚，却陷入“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陷阱——权力始终在“垄断”与“专横”中循环，从未真正回到“制度轨道”。
“恩荫政治”的延续：桓帝对“故旧恩敌多受封爵”，追封皇后父邓香、母宣，甚至因中常侍侯览“献缣五千匹”就封其为侯。这种“以私恩代公义”的封赏逻辑，与梁冀时期“任人唯亲”如出一辙。当“献财”“攀亲”成为上位捷径，官场的价值观已彻底扭曲。
对异见的残酷压制：白马令李云因指责“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被下狱，杜众因“愿与云同日死”遭株连，陈蕃、杨秉等大臣劝谏反被斥退。桓帝对“帝欲不谛”（皇帝不像皇帝）的指控反应剧烈，本质是对“皇权合法性”的极度敏感——他能容忍宦官贪腐，却绝不容忍对自身权威的质疑。这种“护短忌医”的统治心态，让任何改革建议都沦为禁忌。
士人群体的分化：抗争者的悲壮与隐逸者的无奈
面对宦官专权的新局，士大夫群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共同构成了乱世中的精神图谱：
范滂式的“清流抗争”：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弹劾贪污太守“莫不厌塞众议”，展现了士大夫“以道抗势”的锐气。他面对尚书质疑时“忠臣除奸，王道以清”的宣言，将“反腐”与“兴邦”直接关联，代表了理想主义者的担当。但这种抗争在宦官主导的体制下，注定孤立无援——范滂的勇气，更像是黑暗中的一丝微光。
“五处士”的隐逸坚守：徐稚、姜肱、袁闳等人“屡征不至”，用归隐表达对现实的拒绝，其方式各有象征：
徐稚“设榻待客”“负笈吊丧”，用礼节坚守尊严，却与官场保持距离；
姜肱“让盗全弟”“韬面拒画”，以德行感化他人，却拒绝与皇权合作；
魏桓“问后宫、厩马、权豪可减否”的三连问，直击时弊——当制度性腐败无法改变时，“干禄求进”不过是同流合污，不如“隐身不出”保全初心。
他们的隐逸，不是消极避世，而是用“不合作”对抗“不合理”，是乱世中士人的另一种抗争。
陈蕃、黄琼的无力感：陈蕃为李云辩护反被斥退，黄琼“称疾不起”上书痛斥“朱紫共色、粉墨杂糅”，却“书奏不纳”。这些曾试图有所作为的大臣，最终在现实面前碰壁——他们的困境证明：当皇权与宦官深度绑定，士大夫的“忠言”已无法穿透权力的壁垒，只能在“愤叹”中见证王朝沉沦。
时代的精神困境：道德坚守与现实溃烂的撕裂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矛盾，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彻底背离：
价值观的颠倒：周永“昔事梁冀，见其将衰则阳毁示忠”，靠投机取巧封侯；宦官“临冀当诛，复记其恶以要爵赏”，用背叛换取富贵。而李云、杜众因说真话被杀，范滂、陈蕃因守正道受挫。这种“善遭恶报，恶得善果”的现实，让“善恶有报”的传统信念摇摇欲坠。
权力合法性的流失：桓帝诛杀梁冀本可成为“中兴”契机，但他未能“清整吏治、体恤民生”，反而纵容宦官贪腐、压制异见。黄琼指出的“海内伤惧，益以怨结，朝野之人，以忠为讳”，道破了关键——当“忠”成为禁忌，“说真话”成为罪名，政权的精神根基已被蛀空。
士人的集体失语：从积极抗争的范滂，到消极隐逸的徐稚，再到被迫沉默的黄琼，士大夫群体无论选择何种方式，都难以撼动现实。这种“无力感”的蔓延，比宦官专权更可怕——当最有良知与能力的群体对国家失去信心，王朝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
梁冀覆灭后的这段历史，恰似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专制皇权的致命缺陷——依赖“近臣”制衡“外戚”，只会制造新的垄断；也照出了士人的精神困境——在“抗争必败”与“合作同流”之间，隐逸成了最后的尊严。魏桓的那句“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道尽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悲凉：当体制从根腐烂，任何个体的努力都如螳臂当车，唯有守住内心的“道”，才能在崩塌的世界中留存一丝人性的光辉。而这种“坚守”的普遍化，恰恰预示着王朝的精神已先于肉体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