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北疆游历归来的青年士子陈望，行走在熟悉的街巷间，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
他曾怀揣着经世济民的理想苦读诗书，但在北疆的见闻，尤其是赤火公社那套直指根源的阶级斗争理论，如同惊雷，彻底重塑了他的认知。
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一种不再将贫困归咎于命运或个人怠惰，而是直指制度性剥削的清醒。然而，当他回到故土，试图将这惊醒他的“雷声”带给深陷泥潭的乡邻时，却发现自己撞上了一堵无形而坚韧的墙。
在城外村落，他找到了正在擦拭农具的张大——张伯那个“明事理”的儿子。陈望压下心中的急切，尽量用平实的语言，向他解释何为“剩余价值”，何为“土地垄断”。
“张大兄弟，你想，你和你爹在李家地里劳作一年，产出的粮食，大部分交了租子，剩下的仅够糊口。那多出来的粮食，其价值远超李老爷投入的地租和种子成本，这多出的部分，其实就是你和张伯，以及所有佃农的血汗创造出来的，却被李老爷无偿占有了，这便是‘剩余价值’。”
陈望耐心地说道，“再说这地，它本是大自然的造化，并非李老爷亲手所创。是他们祖上通过种种手段集中了大量土地，使得像你们这样的农户无地可耕，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他们苛刻的租佃条件，这便是‘土地垄断’带来的剥削……”
张大起初还耐着性子听，但越听眉头皱得越紧，脸上逐渐浮现出困惑、怀疑，最终转为强烈的反感。他猛地放下手中的抹布，打断了陈望：
“陈……陈先生，你念过书，懂得多。但你这些话，我怎么越听越不是味儿？”张大的声音带着被冒犯的激动，“照你这么说，肯把地租给我们、让我们有条活路的李老爷，倒成了坏人？我们这些靠着李老爷的地才能活下去的人，倒成了……成了你口中的‘奴隶’？！”
他站起身，指着陈望，语气中充满了被挑拨后的愤怒：“你这不是在帮我们，你这是在挑拨离间！是想让我们去恨对我们有恩的李老爷！你这是安的什么心？！”
陈望一时语塞，看着张大那因愤怒而涨红的脸，心中涌起一股无力感。他意识到，自己那些基于逻辑和分析的道理，在对方根深蒂固的“恩主”观念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和“恶毒”。
在城内的工坊区，陈望的遭遇更为直接和危险。他试图与几个下工后蹲在街角啃干粮的工匠交谈，刚提及“工钱与劳动创造的价值不符”、“东家凭借占有工坊而剥削”等观点，一个眼神闪烁的学徒便悄悄溜走了。
不一会儿，工头带着几个膀大腰圆的护院气势汹汹地赶来。工头根本不听陈望解释，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
“哪里来的狂生？！你自己读了几本歪书，不想着科举上进，跑到这里来妖言惑众！你自己不想干就滚蛋！别在这里破坏大伙儿的生计！”
他转向那些围观的工匠学徒，煽动道：“大家都听见了！这人鼓动你们对抗东家！东家要是被惹恼了，关了工坊，咱们所有人都得喝西北风！他就是不想让咱们好过！”
工匠们看着脸色铁青的工头和凶神恶煞的护院，又看了看孤立无援的陈望，原本可能存在的些许好奇和共鸣，瞬间被恐惧和自保的情绪取代。他们纷纷附和工头：
“对！滚出去！”
“别来害我们！”
“我们干活吃饭，天经地义，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
群众反应并非启蒙后的欣喜，而是强烈的困惑、不适与愤怒。 陈望的理论，像一块巨石投入他们原本勉强维持平静的心湖，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恐慌的巨浪。
他打破了他们用“恩情”、“本分”、“安稳”构筑起来的心理防线，迫使他们在麻木之外，去思考一种他们不敢面对、也无力改变的残酷可能性。
这种思考带来的不是力量，而是巨大的痛苦和认知失调。
于是，为了消除这种不适，为了回归熟悉的“安宁”，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带来痛苦根源的陈望。
他不再是一个试图唤醒他们的同胞，而是一个破坏现有“和谐”、散布“异端邪说”、企图引他们“误入歧途”的“捣乱分子”。
他的声音，他的存在本身，就成了必须被排斥和消灭的威胁。建业的夜晚，容不下这样刺耳的“噪音”。
李地主的管事在收租时听到了佃农们的窃窃私语，工坊主赵老板也从工头那里得知了有人“蛊惑人心”的消息。这些信息很快便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了建业城管理治安的衙署。
就在官府开始留意这个“不安分”的归乡士子，并着手搜集证据准备采取行动时，来自底层的“助攻”却不期而至。
张伯的儿子张大，自从那日与陈望不欢而散后，心里就一直堵得慌。他越想越觉得陈望此人“心术不正”。
那些话，不仅诋毁了有恩于他们家的李老爷，更可怕的是，他担心自己那个正值年少、心思活泛的弟弟会被陈望的“歪理”带坏，走上“歧途”。
这种恐惧和一种维护“正道”的责任感驱使着他，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趁着去李府送些柴火的机会，找到了相熟的管事，将自己与陈望的对话，一五一十地，带着添油加醋的忧惧，报告了上去。
“管事老爷，您可得跟李老爷说说，那个陈望，在外面读了邪书回来，尽说些大逆不道的话，挑拨咱们佃户和老爷们的关系，我怕……怕他带坏了村里的年轻人啊！”
几乎在同一时间，工坊区那个曾被赵老板当众表扬过的学徒李二狗，在经历了最初的激动后，内心深处却隐隐泛起一丝不安。
陈望的话像一根刺，虽然被他强行拔除，但刺痕犹在。他害怕陈望继续“妖言惑众”，会破坏工坊里好不容易得来的“和谐”氛围，更怕会连累到自己，让东家对自己产生不好的看法。
为了保住那份虚幻的“前程”和眼前的“安稳”，他也选择了向工头再次密报，强调了陈望言论的“危害性”。
这些来自“民间”的告密，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让官府的逮捕行动显得“顺应民意”。
一日清晨，当陈望正准备出门时，几名如狼似虎的衙役闯入其暂居的陋室，以“散布妖言、煽惑民心、图谋不轨”的罪名，要将他锁拿归案。
挣扎与呵斥声引来了左邻右舍和街上的行人。人们围拢过来，指指点点。然而，投向陈望的目光中，没有同情，没有疑惑，更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看热闹的兴奋、果然如此的鄙夷，以及一种“除害”般的快意。
“活该！我早就看他不像好人！整天神神叨叨的，不像个正经读书人！”
“可不是嘛，读了几本北边传来的邪书，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回来胡说八道，诋毁乡贤！”
“抓得好！官府英明！这种害群之马，早就该抓起来了！免得带坏年轻人，破坏我们安稳日子！”
“就是，咱们现在日子过得好好的，非得来捣乱，这不是找死吗？”
议论声如同冰冷的雨点，砸在陈望的身上。他看到人群中有他试图与之交谈过的工匠，有他寄予希望的年轻面孔，但此刻，他们都用同样冷漠甚至厌恶的眼神看着他。张大抱着胳膊站在人群外围，脸上带着一种“我看透你了”的得意。
李二狗则躲在人群后面，不敢与陈望对视，但嘴角却有一丝如释重负的弧度。
高潮在这一刻降临。 统治者的暴力机器冰冷无情，而更令人心寒的，是那些被蒙蔽的群众自发的道德谴责和行为配合。他们不仅不觉得陈望是在为他们说话，反而将他视为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稳定”环境的罪魁祸首。
统治者的锁链与民众的唾沫，共同编织成一道致命的绞索，紧紧套在了陈望的脖子上。
陈望没有再做无谓的争辩。他看着那一张张麻木或愤怒的脸，心中涌起的不是对自身命运的恐惧，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悲凉。
他意识到，在这座城市里，他不仅在身体上被逮捕，在精神上，也早已被这些他想要唤醒的同胞们，彻底地孤立和放逐了。这条启蒙之路，竟比想象中更加孤独和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