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学风波的涟漪尚未平息，一场关乎政权结构纵向分权的更大胆试验，已在天启二十九年的岁末，被提上了议事的日程。这便是“设立行省议会”的动议。
动议由议会中枢机构在总结一年来各项改革在地方推行受阻的教训后提出。其核心论点是：朝廷新政，无论清丈田亩、税制改革，还是兴办新学、整顿市政，最终皆需赖地方落实。然现行地方治理，督抚州县权力集中，虽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分权，实则多为垂直隶属，缺乏有效横向制衡与地方民意吸纳，导致中央政令往往在省一级便遭遇“肠梗阻”，或被阳奉阴违，或被扭曲执行。欲使新政通达四方，必于行省层面，设立类似中央议会之“咨议局”或“议事会”，赋予其审议地方预算、监督行政、反映民情之权，形成与督抚并立之制约。
此议一出，无异于在帝国的权力金字塔中部引爆了一颗惊雷。其引发的反对浪潮，远超以往任何一次针对具体经济或社会政策的争议。
第一个跳起来反对的，自然是各省的督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封疆大吏。他们习惯了在辖区内一言九鼎，手握军政、财政、司法大权，岂能容忍身边凭空出现一个“指手画脚”的议会来分权制衡？
两江总督的密信第一时间便送到了李守俊手中，信中忧心忡忡：“……若设省议，则事权分散，号令不行。地方宵小之辈，必借机揽权，挟制官府。且各省情势不同，若省议各自为政，则朝廷权威何在？大一统之局，恐毁于一旦！” 这几乎代表了所有地方大员的心声。
朝堂之上，李守俊等人的反对更是直指要害，充满“忠君爱国”的忧愤。
“陛下！行省乃朝廷股肱，督抚乃陛下耳目股肱之臣！今欲于行省设议，分督抚之权，此非封建之复辟为何？!”李守俊声色俱厉，“唐代藩镇之祸，殷鉴不远！若各省皆立议会，则政出多门，尾大不掉，中央权威尽失！今日可分财政、行政之权，他日是否可分军事之权？此议实乃裂国之谋，万不可行！”
他们的攻击，巧妙地将“省议”与“分裂”、“藩镇”等帝国最敏感的历史伤痛联系起来，极具煽动性。甚至连一些原本支持中央议会制度的官员，对此也心存疑虑，认为此举过于激进，可能破坏现有的权力平衡，导致地方坐大。
议会内部，支持者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动议的提出者不得不一再解释，省议并非独立王国，其权力仅限于审议、监督、建议，最终决策权与人事任免权仍牢牢掌握在中央及皇帝手中，目的在于“集思广益，防堵弊政”，而非分疆裂土。
面对如此强大的阻力，林川深知，此事比设立中央议会更为复杂，牵动着帝国最敏感的神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再次采取了谨慎而务实的策略。
他没有要求立即在全国推行，而是提出了一个“试点”方案：选择一到两个省份，例如新政推行较早、基础较好的南直隶（江苏安徽）和浙江，作为设立“行省咨议局”的试点。咨议局成员，部分由各县推举士绅、商贾代表，部分由皇帝钦点或中央议会推荐，其职权严格限定于审议地方财政预算草案、听取地方政务报告、就民生事务提出建议，并无最终决定权，且所有决议需报中央议会及皇帝备案。
“此非分权，实为辅助督抚，收集舆情，畅通政令之补充。”林川在议会核心会议上如此定调，“关键在于，让地方精英有参与感，让督抚施政更透明，减少新政落实之阻力。待试点有成，再观后效。”
即便是这样一个大幅缩水的“试点”方案，依旧遭到了李守俊等人的猛烈抨击，斥之为“换汤不换药，封建之始”。
然而，这一次，皇帝朱由校的态度却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变化。他既忌惮地方权力过大，也深受中央政令不出南京之苦。尤其是清丈田亩、税法改革在地方遭遇的重重阻碍，让他意识到，完全依靠现有的地方官僚体系，似乎难以有效推行他的意志。一个可控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督抚、反映地方实情的机构，或许并非全无益处。
在长时间的权衡和来自林川、周奎等人的反复陈说利害后，皇帝最终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未明确支持，但也未断然否决试点之议。
借此机会，议会迅速通过了《南直隶、浙江行省咨议局试行章程》。章程内容极为谨慎，对咨议局的组成、职权、议事规则进行了严格限定，确保其处于中央和皇权的有效控制之下。
消息传出，南直隶和浙江的督抚内心复杂，既感权力受掣，又不敢公然抗旨。两地支持新政的士绅商贾则备受鼓舞，开始积极筹备推举代表。而其他行省的督抚则密切关注，暗自庆幸又心怀警惕。
设立省议的尝试，就在这种充满争议、限制和不确定性的氛围中，迈出了极其艰难的第一步。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咨议局”将来会发展成为何种形态，是会沦为督抚的附庸，还是会成长为真正代表地方利益、制约权力的机构？这第一步，本身就是在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权力结构中，打入的一根楔子。新制度的生命力，能否借此向上生长，向下扎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催生出纵向分权的稚嫩萌芽，一切的答案，都隐藏在未来那充满变数的试点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