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之惑的余音尚在坊间缭绕，一场关乎帝国工业命脉与地方生态的激烈冲突，便在江西行省袁州府萍乡县的群山深处轰然爆发。这一次，博弈的焦点落在了“矿脉”之上，是新式工业化开采与旧有粗放挖掘、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民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萍乡之地，素以煤铁着称。以往皆是民间小窑，依山而凿，浅层挖掘，虽效率低下，事故频发，却也与当地百姓生计、山水林木形成了一种脆弱而延续数百年的平衡。然而，随着格物院对钢铁需求日增，以及蒸汽机、铁路对燃料的巨量消耗，由沈万三商会控股、得到工部许可的“萍乡煤铁总局”在此成立。总局引入了格物院设计的深井开采技术、蒸汽抽水机、轨道矿车等新式设备，意图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的集中开采。
效率的提升立竿见影，煤铁产量数月内翻了数番。但随之而来的，是触目惊心的环境代价与尖锐的社会矛盾。
总局的深井矿洞，需要大量木材作为坑木支撑，导致周边山林被大规模砍伐，昔日郁郁葱葱的山岭变得斑驳。蒸汽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将矿井深处的污水排出，混着煤矸石粉末的浊流直接注入山涧溪河，使得下游河水浑浊不堪，鱼虾绝迹，连沿岸农田的灌溉都成了问题。
更让当地乡民无法忍受的是，总局为了铺设运送矿石的窄轨铁路，强行征用了大片山田和祖坟之地，给出的补偿却远低于市价。而那些失去了山林、面临水源污染的村落，生计日益艰难。
矛盾终于在一次矿洞透水事故后彻底激化。事故虽未造成大规模伤亡，但渗出的污水瞬间染黑了下游数个村庄唯一的水源。愤怒的村民聚集起来，堵住了总局的大门，要求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恢复水源。
“不能再挖了！再挖下去，山要空了，水要黑了，我们都没活路了！”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农，指着远处光秃的山岭和浑浊的河流，老泪纵横。
消息传回南京，朝野震动。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守俊等人，对此事的反应堪称迅猛且狠辣。他们不再仅仅从“祖制”、“民生”角度出发，而是巧妙地引入了“天人感应”、“风水龙脉”等更为玄奥且易于煽动民众情绪的概念。
“陛下！萍乡之事，骇人听闻！”李守俊手持一份渲染了萍乡山秃水黑惨状的图册，在朝会上声泪俱下，“臣闻萍乡群山，乃赣西龙脉余绪所在！今狂徒为牟利，竟动用机械，深挖矿脉，断山根，泄地气，污泉源，此非仅祸害一方，实乃动摇赣西乃至江南之气运，伤及我大明国本龙脉！此等行径，天怒人怨，神鬼共愤！请陛下立即下旨，封闭此等害民伤国之矿场，严惩主事之人！”
这番将环境问题与风水国运捆绑在一起的言论，极具蛊惑力。不仅许多保守派官员纷纷附和，就连一些原本对新政持中立态度的官员和士绅，也因对“龙脉”的敬畏而产生了强烈的疑虑和反对。
议会内部，支持工业发展的议员们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他们可以论证工业化对国家实力的重要性，却难以在“龙脉风水”这种玄学层面进行有效驳斥。沈万三商会和工部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萍乡当地的对抗也在升级。村民们在某些乡绅的暗中组织下，开始破坏矿场的铁轨，阻挠运输，甚至与矿场护矿队发生了小规模的肢体冲突。局势一触即发。
面对如此复杂且被恶意引导的局面，林川深知，此事若处理不当，不仅萍矿将毁于一旦，整个大明的工业化进程都可能遭遇重挫。他再次展现出其统筹全局、多措并举的应对能力。
他首先严令徐承烈，派出小股精锐新军，火速赶往萍乡，其任务并非镇压村民，而是“隔离冲突双方，维持秩序，防止事态恶化，保护关键设施不受毁灭性破坏”，为解决问题创造时间和空间。
其次，他请王贞仪亲自出马，带领格物院地质、矿冶、水利及初步萌芽的博物学（生态）小组，携带各种测量仪器，紧急奔赴萍乡实地勘察。他们的任务极为明确：用确凿的科学数据说话。测量山林覆盖率变化、分析水质污染成分与程度、评估矿井开采对地质结构和水文的实际影响，并寻找可行的环保补救措施，比如污水沉淀过滤、废矿渣合理堆放、以及如何在开采区域进行有计划的山林补种。
同时，他指示议会民政委员会与户部、工部官员，联合沈万三商会，立即制定《工矿开发之地民生计与环境保护补偿条例（草案）》。要求所有工矿开发，必须预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虽无此名，已有其实），预留足额环保和补偿基金，用于对受影响的民众进行合理赔偿、提供转产就业培训或迁移安置，并对遭破坏的环境进行系统性修复。
在舆论层面，林川授意顾炎成等人，在《大明公报》上开辟专栏，一方面如实报道萍乡的现状与冲突，另一方面则连续刊登格物院学士撰写的科普文章，以浅显语言解释矿产形成、地下水系、林木水土保持等道理， gently 剥离“龙脉风水”的神秘外衣，将问题拉回到现实的可测量、可解决的层面。同时，也开始探讨“国强”与“民富”、“开发”与“可持续”之间的辩证关系。
王贞仪带领的团队在萍乡日夜工作，很快拿出了初步的勘察报告和数据。报告承认大规模开采确实对环境造成了显着负面影响，但也用数据证明了“断龙脉”之说的虚妄，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案：建立污水沉淀池、规划矿渣堆放场、划定禁伐区并启动育苗造林计划、为受影响村民打深井提供清洁水源等。
与此同时，《补偿条例》草案的框架也在议会公布，明确了开发者必须承担的环境和社会责任。
格物院的科学数据和新制定的补偿条例，像两剂清醒药，让狂热的舆论稍稍降温。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理性思考问题。萍乡的村民们在得到朝廷将严肃处理环境问题并予以合理补偿的承诺后，对抗情绪也逐渐缓和。
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萍乡煤铁总局没有被关闭，但其开采行为被勒令严格按照格物院提出的环保方案进行整改，并依据《补偿条例》草案对受损村民进行了赔偿和安置。
这场“矿脉之争”，虽以妥协告终，却代价沉重。它以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给正在狂奔的大明工业化进程敲响了警钟：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和百姓长远生计为代价。新制度的生命力，在遭遇来自大地深处的抗拒时，被迫开始学习如何衡量矿藏与人心的重量，如何在追求国强之路上，为那片滋养文明的青山绿水，预留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