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脉之争的尘埃尚未落定，一场关乎信息流通与言论边界的风暴，便在南京城的坊刻书肆与官衙府邸间骤然掀起。这一次，博弈的焦点并非实体资源，而是无形却力量巨大的——新闻纸，即报业。
自《大明公报》作为官方喉舌设立，以及《金陵杂谈》、《新论》等民间刊物在“言路之争”中艰难存活下来后，南京城的报业如雨后春笋，出现了数家风格各异的新报。其中，一份名为《金陵镜报》的民间小报，以其报道市井百态、敢于揭露官商弊案而迅速吸引了大量读者，销量直追《大明公报》。
这日，《金陵镜报》在头版刊发了一篇调查详实、证据确凿的报道，揭露户部一名主事与江宁织造衙门官员勾结，在官营织造局的丝绸采购中虚报价格、中饱私囊的丑闻。报道不仅列出了往来账目的疑点，还有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织造局小吏的证词。文章笔锋犀利，直指吏治腐败。
报道一出，南京哗然。街头巷尾，茶楼酒肆，人人争相传阅，议论纷纷。那名被点名的户部主事当即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守俊闻讯，震怒异常。他并非全然同情那名贪墨的主事，而是敏锐地察觉到，这股由民间报纸掀起的“妄议朝政”、“攻讦大臣”的风气，已然越过了他心中所能容忍的底线，严重挑战了官府的权威和士大夫的体面。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李守俊在府邸书房内，将那份《金陵镜报》重重拍在案上，对着几位心腹御史怒道，“区区民间小报，竟敢如此肆无忌惮，窥探衙署，非议朝臣！此风若长，则威福下移，是非出于市井，朝廷体统何在？士林清誉何存？此非广开言路，实乃纵容刁民，败坏纲纪！”
在他的授意下，都察院迅速行动。他们并未直接针对报道的真伪进行辩驳——那只会越描越黑——而是以“涉嫌诽谤朝廷命官、煽惑民心、扰乱治安”为由，行文应天府，要求立即查封《金陵镜报》，缉拿主办者及撰稿人，依律严惩。
应天府衙不敢怠慢，迅速派出衙役，查封了《金陵镜报》的报馆，带走了主办者秀才出身的陈明远和几名主要编辑。
此事瞬间在南京报业和士林引起了地震。支持《金陵镜报》的市民和读书人为其鸣不平，认为报纸揭露贪腐乃是义举；而保守的士绅和官员则拍手称快，认为早就该整治这些“无法无天”的民间小报了。
议会内部，也因这件事分裂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
以顾炎成为首的革新派议员慷慨陈词：“报纸之责，在于彰善瘅恶，通达民隐！《金陵镜报》揭露贪墨，证据确凿，何罪之有？若因报道真相而获罪，则将来谁还敢言？舆论监督之途断绝，则吏治如何清明？此非维护纲纪，实乃包庇蠹虫，堵塞言路！”
而保守派议员则针锋相对：“民间小报，不谙朝廷法度，不负官员责任，仅凭道听途说、片面之词，便敢妄加评议，攻讦大臣，此非监督，实乃构陷！若任其妄为，则大臣动辄得咎，无法安心任事，朝廷威严扫地！必须严加管束，以正视听！”
双方在议会吵得不可开交。案件的审理，也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陈明远在堂上拒不认罪，他高举着那份刊有调查报道的报纸，面对主审官和旁听的众多目光，毫无惧色：“大人！报纸所载，字字皆有来源，句句皆有印证！学生并非诽谤，乃是揭露！若揭露贪腐有罪，则天下何以为公？若言说真相有罪，则大明何以为明？！”
他的辩护，得到了许多旁听士子和市民的低声附和。
然而，主审官面临的压力巨大。都察院盯着，保守派官员施压，若判《金陵镜报》无罪，无异于承认民间报纸有权监督官员，这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巨大冲击。
林川密切关注着此事。他知道，这已不是简单的诽谤诉讼，而是关乎信息权力分配和舆论监督合法性的根本性问题。他再次采取了引导而非直接干预的策略。
他首先请《大明公报》以相对客观的立场，详细报道此案的庭审过程以及双方的观点，让公众了解争议的核心所在。
其次，他授意议会民政委员会，以此案为契机，加速酝酿已久的《报业管理条律》的起草工作。该条律旨在明确报业的权利与义务：保障其报道事实、评论时政的权利，同时规定其必须核实信息来源、不得故意捏造诽谤、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试图建立一套规范而非扼杀的管理体系。
同时，他通过支持改革的官员，向应天府衙传递信息，建议审理应聚焦于报道内容是否基本属实，而非纠缠于“诽谤大臣”的定性。如果报道基本属实，则不应以诽谤论处。
案件的转折点出现在庭审后期。那位被揭露的户部主事，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内部调查下，心理防线崩溃，承认了部分贪墨事实。这一消息虽未正式公布，但已在官场小范围流传，并间接影响了庭审。
最终，在主审官艰难的权衡下，作出了一个颇具妥协色彩的判决：认定《金陵镜报》的报道存在部分细节未经严格核实、用语过于尖刻的问题，予以训诫；但基于其报道核心内容基本属实，并非凭空捏造，故不构成诽谤罪，当庭释放陈明远等人，报馆启封。但同时，判决书也明确要求，今后报业刊发此类涉及官员的报道，需更加审慎，负有核实之责。
这个判决，双方都未完全满意，但《金陵镜报》得以幸存，其揭露的贪官也被查处。更重要的是，它事实上确立了一个先例：基于事实的舆论监督，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经此一讼，《报业管理条律》的立法进程大大加快。议会内各方围绕报业权利与责任的边界，展开了更为具体和激烈的辩论。新制度的生命力，在争夺话语权和构建舆论新秩序的战场上，再次艰难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试图在“防民之口”与“纵言惑众”之间，寻找那条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更为复杂的边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