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定日县出发时，天未破晓，东方的高原天空被云层压得很低。我知道，前方的聂拉木县，不仅是西藏最西南的门户之一，更是我即将接近珠穆朗玛峰的前哨。在这片海拔超过四千米的风雪走廊上，每一步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也在逼近灵魂深处最古老的回响。
车行至中尼友谊大桥旧址前，我短暂停车，望向那一座连接边境的桥梁。河水微冻，桥身安静，风中只剩几串残旧的经幡在摇曳。这里曾是中尼两国友好往来的见证，如今则更多是一段静默历史的注脚。
我在车内写下一行字：
“桥不说话，却记得来往之人。”
进入聂拉木县城时已近午时。这里不像其他边境小城那般喧闹，相反，它有一种静默得近乎矜持的气质。
四周雪山环抱，气温骤降。我站在镇中心，望向四面高耸的雪岭，有一种强烈的错觉——自己不是被建筑包围，而是被山围困。这种压迫感让我不由得放低声音，说话也放慢语速，仿佛怕惊扰了沉睡中的神灵。
我落脚在一处藏式客栈，木梁石柱，油灯暗黄。老板娘格珍是一位四十出头的藏族妇女，年轻时曾去加德满都做过生意，普通话流利，讲故事时总爱用双手比画。
“这镇子啊，每年都有几个月是封路的，那时候雪一来，整条通往樟木镇的老路就没人敢走。”她一边泡茶，一边朝窗外望去，“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地方干净，不浮躁。”
我问她：“你会怕高山带来的孤独吗？”
她笑笑：“我不怕，山静静的，但我知道它活着。”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自己一路以来遇见的每一座山，每一位山里人。他们不高声谈论未来，也不激烈追问命运，却始终如一地守在风雪中。
——真正懂得山的人，心里早已成了山。
晚饭后，格珍带我到客栈屋顶，雪停了，夜幕低垂，星辰沉静。一轮残月映在雪地上，像是一枚落入人间的神灯。
“你看那边，最亮的那座，就是去珠峰的路。”她低声说。
我望向那道银白的轮廓，胸口忽地发紧，仿佛天地之间，有什么东西正悄然唤醒我体内未曾觉察的力量。
翌日清晨，天色尚灰，我受邀前往中尼边境前哨采访一位驻守多年的军人。穿过两道检查站，我们抵达了一处岗哨。这里没有树木，只有积雪和风的声音。
接待我的是强巴次仁，一位在此守边已近十年的老兵。他戴着棉帽，脸色黝黑，眼神却极为明亮。
“这地方，风可以在一天内刮掉你所有的热情。但只要你熬过一个冬天，你就会把这里当成家。”他说着，把热腾腾的酥油茶递给我。
我问：“你会觉得这里太安静了吗？”
他望着远方的雪山回答：“安静的地方，才听得清内心的声音。”
我们沿岗楼巡查，脚下踩着薄雪，耳边只有风声。他忽然指着东南方一座山口：“那就是樟木方向，通往加德满都的老路。以前春天，牦牛商队就从那走出去，也带着尼泊尔的盐和茶进来。”
在岗楼下，一队年轻士兵正围着火堆取暖，笑声被风吹得飘远。我也被他们邀请喝了一碗热糌粑汤，咸香滚热，入口却有一丝久违的人情温度。
“每天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强巴次仁说，“但每一厘米的雪地，我们都得看、得守。这里，虽然是世界的边角，但在我们心里，是祖国的中心。”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他们的身影，投射在这片没有树的荒原上，像一面隐形的旗帜，在风雪中从未倒下。
下午，我徒步登上镇边的一处观景台。这里是聂拉木的制高点，晴天时可远眺尼泊尔境内的雪山。今天运气极好，山风驱散了云雾，我清晰地看到对面山谷间连绵的白脊。
当地人说，那是喜马拉雅的“外衣”，而我们所在的这边，才是“骨架”。
我沉思片刻，忽然意识到，所谓骨架，不仅是地形的支撑，更是精神的核心。风卷雪扬，一只藏羚羊在石坡上现身，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迅速消失在山梁之上。它轻盈的身姿像是这个世界的注脚，提醒我，这里才是生命最初的节奏——不语、不争、不躲，却从不屈服。
我坐在岩石上，静静听风。那风像一支吹不尽的长笛，在山谷间吹奏一曲无声的挽歌。我闭上眼，仿佛能听到前朝旅人的回音、山民祈愿的低语，甚至珠峰脚下失踪者最后一口呼吸。
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人仿佛消散在天地之间，不是被吞没，而是被接纳。
第三天清晨，我启程前往珠峰大本营，越野车缓缓驶出聂拉木镇口，朝着天边雪岭而去。
临行前，格珍送我一串红色念珠，她说：“你要去的地方，很多人梦中都去过一次。但你，是带着一本书要走完整个地球的人。你要平安回来。”
我接过那串念珠，它冰冷却有温度，像是某种来自大地深处的祝福。
车子在风雪中爬坡，穿越一道道险峻山口。天光慢慢亮起，雪原泛起银辉，天地仿佛为这场远行揭幕。我回头望了望聂拉木，那小镇在山影中微不可见，却在我心里留下了巨大的印记。
司机是一位沉默的藏族青年，叫多吉。途中他忽然开口：“你知道吗，很多外地人来珠峰，是为了合影。而我们藏族人，是为了朝圣。”
我点头：“我不是合影，我是倾听。”
他说：“那你会听见山的呼吸。”
他这句话，如同一粒种子，落在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我在笔记里写下：
“聂拉木，是连接边界与信仰的驿站，是云雾缭绕中的远见。每一个风口的转折，都隐藏着人心最深处的勇气。”
下一站，是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准备好了，但我知道，我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