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海之梦”与疆域扩张的宏大叙事之下，赵广与成公英、徐越等有识之士深知，武功可开疆，然文治方能定国。
若不能将汉家文明之根脉深植于这片新土，则一切繁华不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天启二十三年始，明汉王国的重心，悄然向内政与文化整合倾斜。
官学与蒙馆：在新常山城中心，一座规模宏大的“明洲大学”拔地而起。
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儒学书院，而是赵广与成公英仿照帝国大学，力主设立的综合性学府。其下分设：
格物院： 集中了随船而来的工匠、学者以及本土涌现出的巧思之士，专司研究改进蒸汽机、水利器械、矿冶技术、农具乃至南方带回的棉花加工机械。甘晟水师遇到的航行难题，史柱军械的改良需求，皆可在此寻得助力。
舆地院： 负责整理、勘校所有探索使团带回的地图、水文、物产及部落风情记录，绘制日益精确的明洲全图，并开始尝试编纂《明洲风物志》。
宣化院： 此为重中之重，负责编纂适用于不同归附部落的汉语教材，培训派往各地的宣化吏，研究如何将汉家经典（筛选过的部分）、历法、礼仪更有效地传播出去。
他们用帝国的汉语拼音或简易符号为尚无文字的土着语言注音，以作过渡。
各郡县亦普遍设立官学，招收汉民及归化部落子弟，严格推行王韧所定的汉语拼音与标准音，确保语言同化的纯度与统一。
至于更基层的乡里，则广设蒙馆，由略通文墨的老兵或吏员教授孩童识字、算术及简单汉礼。
在律法与民俗，以《神州宪律》为蓝本，结合明洲实际情况，由徐越主持，蒋琬、马良等人参与，编纂制定了《明汉律例》。
其中明确规定了汉民与归化土着在权利、义务上的异同（如纳税、服役、土地分配等），既保障了汉民的主体地位，也给予归化者上升通道和基本保障，以减缓矛盾。同时，严厉惩处阻碍教化、煽动部落叛乱等行为。
对于归化部落，并非一味强制摒弃其所有传统。成公英提出“移风易俗，润物无声”之策。
例如，将部分土着祭祀活动与汉家节日（如春耕、秋收）相结合，保留其形式，注入汉文化内涵；鼓励汉民与表现良好的归化部落通婚，并给予一定优待，加速血缘融合。
明汉改革工坊与匠籍的管理，新常山的工坊区已不仅是生产军械和工具的基地，更成为了技术创新的摇篮。
格物院根据棉花特性，成功改良了纺车和织机，建立了官营的棉纺工坊，出产的“明洲棉布”因其舒适耐用，迅速成为畅销品，反哺财政。对黑曜石的研究，则催生了对陶瓷、玻璃等脆硬材料加工工艺的改进。
赵广下令建立“匠籍”制度，给予优秀工匠及其子弟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奖励，鼓励技术创新和技艺传承。来自神州的古老智慧与明洲的新需求、新物产在此碰撞，激发出新的火花。
他们加强了驿路建设提高信息流通，“铁牛”船不仅用于运输，更成为了信息传递的高速通道。以新常山为中心，通过内河航运与不断延伸的陆路驿站，一套效率远超以往的信息传递网络逐渐形成。
政令、军情、商讯得以更快流通，加强了王国对辽阔疆域的控制力。吕通甚至提议，在未来贯通西海后，建立连接东西海岸的定期邮船制度。
在推行这些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确实遭遇了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和挑战。
一些坚守传统观念的汉人士大夫，对于那些他们认为过于“夷化”的律法条款，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担心，这些改革会破坏汉文化的纯粹性和传统秩序，使得汉文化失去其独特的身份和地位。
例如，对于那些允许异族参与科举考试的条款，他们认为这会稀释汉人的文化优势，降低汉文化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一些部落的酋长们也对改革持有抵触情绪，他们担心改革会削弱他们传统的权力和影响力。
在他们看来，改革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一些世袭的特权，比如对土地和资源的控制权，以及对部落成员的绝对领导权。这些酋长们在私下里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不满，甚至暗中组织抵抗，试图维护他们的传统权力和地位。
技术推广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重重阻碍。由于习惯和认知的差异，新技术的接受和应用并不顺利。
比如，在农业领域，新的耕作技术虽然被证明可以大幅提高产量和效率，但许多农民仍然坚持使用传统的方法。他们对新技术持怀疑态度，担心新方法会破坏土地的肥力，或者担心自己无法掌握这些新技术。
此外，一些地方官员和乡绅也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而对技术推广持反对态度，他们担心新技术会减少他们对农民的控制和剥削。
然而，尽管面临种种阻力，时代的车轮依然滚滚向前，文明的融合和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常山街头的景象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身着汉服的归化土着，他们与汉民并肩而行，共同融入这个多元而和谐的社会。他们不仅穿着汉服，而且操着略带口音却流利的汉语，与汉民进行着日常的交流和沟通。
在教育领域，变化同样显着。在学堂里，归化部落的孩童与汉家子弟一同坐在教室里，共同诵读着《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学习着汉文化的知识和价值观。
这种教育的融合，不仅促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平等的学习机会，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在农业生产方面，新的耕作技术逐渐被接受并应用到棉田里。这些技术包括轮作、深耕和合理施肥等，它们正在悄然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
农民们开始意识到，采用新技术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改善土壤的质量，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尽管最初存在抵触情绪，但随着新技术带来的实际利益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接受并主动学习这些新技术。
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人们开始更加开放和包容，社会的整体氛围变得更加和谐。
尽管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正是这些挑战和努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得文明的融合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赵广在一次巡视新建的官学时，对成公英感叹：“军师，初见成效矣。然，欲使文脉真正深植，非一代之功。需使此地之民，无论来自何方，皆以身为明汉之民为荣，以汉家文明为傲。”
成公英颔首：“世子所言极是。此乃百年大计，急不得，亦缓不得。唯有持之以恒，方能使此洲，永为我汉家之土。”
文脉的深植，虽无沙场征伐的显赫功勋，却是在为明汉王国铸造最坚实的根基。
当文明的种子在这片新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之时，帝国的开拓，才真正拥有了不朽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