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风城的春意刚漫过城墙根的枯草，张枫便在总督府西侧的院落里，挂起了“教化监”的鎏金牌匾。牌匾是新铸的，阳光洒在上面，金辉落在院前那排新栽的杨树上，倒像是给这方刚起步的文教之地，镀上了层踏实的暖意。他深知，北疆的铁骨需靠军与粮支撑，但要真正扎下根来，还得让文化的溪流，淌进每个人的心里——先从军营里那些舞惯了刀枪的汉子开始。
“识字班”的牌子刚在各营寨门口挂出时，破军营的军汉们炸开了锅。三营的李二狗，握着长枪能在演武场上连挑三个对手，此刻却对着案上的竹简皱成了苦瓜脸，跟身边的同乡嘟囔：“咱们是当兵的，能砍蛮子就行，认那些鬼画符有啥用？”这话不是个例，不少军汉都觉得握笔比握刀还沉，私下里磨磨蹭蹭，直到赵铁柱带着几名将领走进识字班，径直坐在了最前排的案前，这股抵触情绪才压了下去。赵铁柱往日里是出了名的“糙将”，此刻却捏着毛笔，一笔一划地在纸上临摹“军”字，虽写得歪歪扭扭，却让底下的军汉们没了抱怨的底气。
更实在的是张枫定下的规矩：队正以上军官，三个月内若认不全两百个字，直接降职；普通士卒能默写《军中条例》前三条，每月饷银多给五十文，若是能给家里写封家书，还能领到两斤红糖。五十文钱能买半袋小米，两斤红糖更是能让远在家乡的孩子尝个甜头，这些实打实的好处，让军汉们动了心。起初，营寨里的读书声还稀稀拉拉，多是“这个字念啥”“这笔咋握”的嘀咕，可没过几日，晚饭过后，各营的空地上便多了些凑在一起的身影——有人拿着树枝在地上画字，有人捧着张枫编的《千字文》念得磕磕绊绊，连夜里值哨时，都有士卒借着灯笼的光，盯着腰牌上自己的名字反复琢磨。
张枫常抽空去各营的识字班，他从不用四书五经里的晦涩句子，而是搬个小马扎坐在军汉们中间，指着地图讲北疆的山川：“咱们守的朔风城，往西是草原蛮子的必经之路，往东是咱们的粮仓柳河坝，知道了这些，才能看懂军令里的‘扼守西隘’是啥意思。”他还会讲当年破军营在黑风岭的战例，一边画简易的地形图，一边教大家认“岭”“隘”“伏”这些和打仗相关的字。有次讲到“为何而战”，他问底下的军汉：“你们说，咱们拼着命守北疆，是为了啥？”起初没人应声，直到角落里的李二狗红着脸站起来：“俺学会写‘家’字了，想守住这北疆，让俺娘和俺娃能在老家安稳种地。”这话一出，不少军汉都点了头，张枫看着他们，缓缓道：“对，守住北疆，就是守住咱们的家。”那天的识字班，没人再觉得写字是件麻烦事，连最调皮的几个小兵，都认认真真地在纸上写了好几遍“家”字。
军中扫盲渐有起色时，各州府的“蒙学堂”也陆续开了起来。朔风城的蒙学堂选在旧县署的院子里，三间瓦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窗户上糊了新纸，案桌是用旧木料拼的，却也打磨得平平整整。第一期招生时，军属们最积极，赵铁柱的媳妇王氏，一大早便牵着六岁的儿子虎子来报名，虎子手里攥着父亲写的“赵”字，怯生生地问教书先生：“俺能学会写俺爹的名字不？”先生笑着点头，给了他一本薄薄的识字册，册子里的字都配着简单的画，“日”字旁边画着太阳，“田”字旁边画着田地，好认又好记。
除了军属子弟，也有不少百姓领着孩子来。城西的老鞋匠周老汉，平日里靠修鞋糊口，听说蒙学堂不收学费，还管中午一顿粗粮饭，便把十岁的孙子周小顺送了来。小顺起初坐不住，总想着溜出去摸鱼，直到先生教大家算学，告诉他“三个铜板买一双布鞋，五双布鞋能卖十五个铜板”，小顺眼睛一亮——他每天帮爷爷看摊子，最清楚铜板的用处，从那以后，上课再也不捣蛋了，还会把学到的算学知识讲给爷爷听。
蒙学堂的先生，多是军中略通文墨的小吏和招募来的落魄文人。有位姓苏的老秀才，原本在中原混得潦倒，听说北疆招教书先生，便背着行囊来了。起初他还想着教孩子们读《论语》，可张枫找他谈了次话，送了他几本自编的教材：“苏先生，北疆的孩子，先得认得出自家的田，算得清自家的账，知道北疆的山河，日后再读圣贤书不迟。”苏秀才翻着教材，见里面既有“一到十”的算学，又有“北疆各州地名”的讲解，还有简单的农事知识，顿时明白了张枫的用意。后来，他讲课时常带着孩子们到城外的田埂上，指着远处的水渠说：“那是总督大人让人修的，学会了字，你们就能看懂修水渠的法子，将来也能为北疆做事。”
不过半年，北疆的变化便藏不住了。军营里，军汉们能看懂军令上的字，传达命令时少了许多差错；市集上，有百姓拿着蒙学堂教的算学，和商贩讨价还价时再也不会算错账；就连城门口的老兵，都能认出通关文书上的“放行”二字，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挥手示意。
这日傍晚，张枫又站在了朔风城头。远处的蒙学堂传来孩童们朗朗的读书声，和军营里的号角声、市集上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顺着风飘得很远。他望着脚下这片渐渐有了烟火气的土地，知道那些播下的文化种子，已经在悄悄发芽。北疆的根基，早已不只是坚固的城墙和精锐的军队，更在这些认得字、明事理的军民心里。他轻轻按了按腰间的佩剑，目光望向南方——无论朝廷那边有什么动静，他都有底气，让这片土地，稳稳地立在北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