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混康践祚,并未如历代帝王般改元易号,依旧沿用徽宗末年号,谓“承前启后,不惊民望”。他亦不坐那高高在上的龙椅,不披绣金蟠龙的衮服,只一身玄色常服,淡然步入紫宸殿。殿内陈设已然大变,龙椅撤去,换上了一张巨大的环形会议长桌。皇帝坐于首席,文武重臣分列两侧,如商议要事,而非朝拜君王。
“自今日始,常朝便如此例。”刘混康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诸位与朕,围坐论政,省却虚礼,但求实务。可称‘早会’。” 这番变革,起初令许多老臣不适,但见皇帝神色认真,也只得渐渐习惯这前所未有的“坐而论道”。
首次早会,议题便是关乎释门清净与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推行“度牒制度”。刘混康并非要灭佛,而是要将其纳入有序管理,使其真正发挥教化人心、稳定社会之效,而非成为逃避赋役、兼并土地的渊薮。
“释教慈悲,化导众生,然若放任自流,泥沙俱下,非但不能弘法,反成社稷之累。”刘混康开门见山,“朕意推行‘度牒制’,以正本清源。”
他详细阐释了度牒制度的核心三步:
一曰“发牒”,官方垄断资格。
“度牒,即为朝廷颁发之出家‘许可证’。”刘混康指尖在虚空中一点,一道金光凝聚成一份虚幻文牒模样,上有姓名、籍贯、出家寺院等栏,“其上载明僧尼根脚,无此牒者,即为‘私度僧’,触犯律法,一经查出,强制还俗,所在寺院亦受牵连。”此举旨在将出家资格的最终审核权牢牢收归中央,从源头杜绝滥竽充数、藏污纳垢。
二曰“控量”,绑定财政与人口。
“僧尼免赋税徭役,若数量失控,则损国用,耗民力。”刘混康目光扫过掌管财政的三司使,“故朝廷需按年份、地区,严格限定度牒发放数量,使之与国力、人口相协。”他顿了顿,提出一个更灵活的手段,“此外,度牒亦可作为‘有价证券’。遇荒年饥馑,国库不继时,可适量发售度牒,富户为求子弟免役或积功德,必争相购之,所得钱粮便可用于赈济灾民,充实府库。此乃一石二鸟,既控制僧尼数量,又补充国家财政。”
三曰“管寺”,以牒定寺规。
“寺院僧尼数额,须与所持度牒数量严格对应,不得超编。”刘混康语气转严,“若有寺院私自容留无牒僧尼,或度牒与实有人数不符,主持、监院皆需追责,轻则罚没,重则撤换,乃至查封寺院!”同时,朝廷将通过度牒的发放与核查,清晰掌握各寺院的僧尼名册,进而核验其田产、资财,“防止寺院借‘免税’之名,行大肆兼并土地、隐匿人口之实,维护均平,稳固国本。”
此策一出,与会众臣反应各异。儒臣多表赞同,认为此举可抑制佛门过度膨胀,保证国家税基与役源;部分与佛门往来密切或有信仰的官员,则面露忧色,觉得此法过于严苛,恐伤及释门元气。
刘混康将众人神色尽收眼底,淡然道:“此法非为压制释教,乃是为其划定清晰边界,使其在利国利民之前提下健康发展。真修行者,岂惧一纸文凭?心怀叵测者,正需此法以清门户。度牒之制,如同堤坝,非为阻水,实为导水,使其奔流而不泛滥,滋养而不为害。”
他随即下令,由政事堂会同礼部、祠部,即刻拟定《度牒管理条例》细则,择地先行试点,待成效显着,再推及全国。
早会散去,新政的种子已然播下。这“持证出家”的度牒制度,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开始缓缓罩向大宋境内的万千寺院。它不仅关乎释门的未来,更深深牵动着国家的财政、社会的结构。刘混康以这种冷静而务实的方式,展现了他作为“道士皇帝”独特的统治手腕,其治国之路,注定将与任何前朝帝王迥然不同。朝野上下,皆在观望,这前所未有的制度,将在这片土地上掀起怎样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