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冬季格外漫长而酷烈，直到四月，凛冽的寒风依旧卷着残雪。一场酝酿已久、即将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的前夜，而舞台，正是这片广袤的关东大地。
沈阳，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由东北行辕改组而来）所在地，这座昔日繁华的工业重镇，如今已被战争的阴云彻底笼罩。街道上军车呼啸，哨卡林立，行人面色仓皇，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一派末日将至的惶惶景象。总司令部大楼内，更是气氛凝重，进出的将官们个个脸色阴沉，步履匆匆。
楚云飞站在自己位于大楼二层的纵队司令部办公室窗前，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和远处残破的街景。他刚刚参加完一场由剿总司令卫立煌主持的高级军事会议。
两年前，他率部初入东北时，国民党军挟抗战胜利之威，美械装备，气势如虹，表面上控制着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可谓占尽优势。而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已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则偏居北满一隅，装备简陋，看似不堪一击。
然而，两年过去了，局势已天翻地覆。通过一系列运动战、根据地建设和土改，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解放军，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七十万精锐之师、装备大大改善（大量缴获日械、美械）、士气极其高昂的虎狼之师。他们不仅牢牢控制了北满、东满、西满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更将国民党军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吉林等几个孤立的、相互联系薄弱的大城市及附近狭小地域内，形成了战略包围的绝对优势。
反观国民党军，总兵力虽仍有五十五万左右，但兵力分散，困守孤城，补给困难，士气低落。更重要的是，高层指挥系统混乱，蒋介石越级指挥，卫立煌（剿总司令）、杜聿明（副总司令，已调离）、范汉杰（冀热辽边区司令）等人矛盾重重，战略方针摇摆不定。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统治基础土崩瓦解。此时的东北国民党军，外无援兵（关内战场自顾不暇），内无斗志，已是一支陷入重围、坐以待毙的孤军。
“大厦将倾……”楚云飞清晰地看到，东北这盘棋，国民党已经满盘皆输。林下一步要做的，绝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关门打狗，要将这几十万国民党精锐，一口吃掉在这关外！战略决战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会议的争论声犹在耳边。以卫立煌为首的一些务实派将领，包括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等人，基于严峻的现实，力主“保存实力，主动放弃沈阳、长春等孤城，将主力迅速撤往锦州、葫芦岛，伺机退入关内，以图再举”。这是唯一可能避免全军覆没的理智选择。
然而，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却坚决反对撤退。他固执地认为，沈阳是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长春是北满要点，绝不能轻易放弃。他严令卫立煌“固守待变”，坚信“国际形势必将变化”，甚至幻想能通过坚守大城市，吸引共军主力来攻，再以“中心开花”战术，内外夹击，扭转战局。这种脱离实际、一厢情愿的幻想，在楚云飞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是将几十万将士推向火坑的愚蠢命令！
会上，楚云飞虽然没有明确支持卫立煌的撤退方案（以免过早暴露），但也委婉地强调了当前局面的危险和固守孤城的困难，暗示应做“万全准备”，实则倾向于“有序撤退，保存实力”。但他的意见，在蒋介石的严令和主战派（多为蒋之嫡系）的鼓噪下，显得苍白无力。卫立煌左右为难，最终会议不欢而散，未能形成任何有效决议。
楚云飞转过身，“你都看到了。上面还在做梦，下面已是人心惶惶。这沈阳、长春，已是死地。林的拳头，马上就要砸下来了。”
参谋长脸色凝重地点点头：“是啊，纵队座。卫总司令虽有撤退之心，但无决断之胆，更无违抗上命的权力。蒋总统……唉，他这是要把东北几十万弟兄，都葬送在这里啊！”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我们……该怎么办？”
楚云飞走到巨大的东北军用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锦州的位置上。“关键在这里！锦州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是几十万大军的唯一生路。林要关门打狗，第一个要砸碎的，就是锦州这把锁！接下来，必是锦州之战！”
他的手指又移到沈阳和长春：“而我们，被困在这两个孤城里，补给线被切断，只能坐视锦州被困，或者……被命令去送死。”
他深知，历史的车轮正以无可阻挡之势碾过，个人的力量在洪流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但他不能坐以待毙，他必须为自己，也为跟随他的这支队伍，在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中，寻一条生路。
“传令各部，”楚云飞的声音低沉而坚定，“立即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加紧囤积粮秣弹药，特别是燃油和药品！加固城防工事，尤其是机场和仓库的防护！对官兵加强……嗯，‘固守待援’的政治动员，但暗中要做好……长期困守和……必要时突围的准备。物资清册，由你亲自掌握，特别是轻便、高价值的金条、美钞和重要文件，要秘密打包，随时可以转移。”
“是！”参谋长肃然领命，他明白楚云飞话中的深意——既要摆出坚守的姿态应付上峰，又要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
楚云飞再次望向窗外，战略决战的前夜，寂静而漫长，却也预示着黎明的风暴将前所未有的猛烈。他和他这支队伍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都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