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劳的天还未亮，我已背起行囊。村庄深处的鸡鸣和沙风中隐约传来祈祷声，火星在篝火里跳跃。军用卡车在晨雾中咆哮着发动，篷布遮住外面的荒凉，但风还是带着干草和火烟味钻进车厢。
尘土在车轮下拉出一道道赤色的长烟，沙砾敲击着车底，如同为远行奏响的前奏。每翻越一道土坡，心头便多一分不安与期待。我知道，前方是一个真正“新”的国家——南苏丹，而它的心脏朱巴，就像河流尽头一团正在燃烧的火焰。
那一天我记得分外清楚。清晨的风，带着树皮和槐花干枯的气息。我的手心，攥着从比劳村民那里得到的贝壳，像一粒守望者的种子。我在《地球交响曲》新页上，郑重写下：
第六百四十六章，朱巴。青光河岸与火焰新城。
卡车驶入朱巴时，正是正午。烈日如铁，炙烤着每一寸土地，城市在高温与尘沙中模糊了轮廓。没有高楼林立，没有精致大道，只有交错的铁皮屋顶、木栅小店、街头市场，临时搭起的帆布摊子绵延数里。
但朱巴的气息却扑面而来——那是生的气息。这里每一条街道都充满了奔跑和碰撞：孩子们赤脚追逐自制风筝，青年在树下讨论新宪法，妇女们用艳丽头巾兜售着烤玉米、干鱼和木薯饼。城市的混乱里，隐约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希望和热情。
我的向导萨拉，是位新闻摄影师。她皮肤黝黑，眼中透着清澈的光彩。她说：“朱巴的故事，是我们每天自己写的。我们都是纸上的人，但我们不会再让别人来涂改。”
我望着市中心那面国旗，黑绿蓝黄的色块在烈风中剧烈舞动，如同一颗新心脏正全力跳动。
我写下：
“朱巴，是一段被世界关注、被自己点燃的历史。每个人都在沙土和烈日下，重新为自己找回名字。”
第二日清晨，萨拉带我来到白尼罗河畔。清凉的水雾在河面上飘浮，遮掩了彼岸的村落和芦苇。河流平缓而深邃，宛如城市的脉搏。
岸边，渔夫在独木舟上撒网，孩子们在泥滩边玩水，妇女们在芦苇间洗衣，歌声伴着水波扩散。远处，白鹭扑扇着翅膀跃入水中，掀起点点银光。
萨拉说：“这条河，是我们的血脉。没有河流，朱巴只是尘土。”
我蹲在河边，指尖沾着泥沙，感受到一种原始的力量。这条河从乌干达奔涌而来，最终会合成伟大的尼罗河，流经万里，见证过无数文明的诞生和衰亡。如今，它流经朱巴，为这座城市带来水源、农田，也带来故事和希望。
我沉思良久，写下：
“白尼罗河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朱巴人的伤痕、坚韧与笑容，也让流亡的灵魂找到回家的路。”
我参观了城市里一处由集装箱改造的博物馆。这里没有华丽的展品，墙上却贴满了战争遗迹的照片：烧焦的课本、被炸塌的房屋、逃亡母亲和啼哭婴儿、被水淹没的田地，还有堆积成山的破损军靴和枪械残片。
但在“和平画廊”的一隅，却是孩子们用蜡笔画出的明亮色彩：太阳、房子、笑脸、天蓝色的河流和翠绿的草地，甚至画着祖先和未来并肩在一起。
“我们总是让孩子先用画笔为未来画底色。”萨拉说，“只有这样，大人们才知道哪里还有希望。”
我走出博物馆时，正好碰上大学草坪上青年自发组织的音乐会。鼓声、琴声、合唱汇成涌动的心跳，围观的人们挥舞着国旗，甚至有残障青年推着轮椅在草地上摇摆，整个朱巴仿佛在那一刻得以新生。
我写下：
“和平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纸协定，而是每当鼓声响起、有人敢于歌唱，城市便在那个瞬间复苏。”
在朱巴，我选择像一个旁观者那样生活五天。每天清晨在茶摊喝一杯奶茶，和戴草帽的老人聊他们流浪与重逢的故事。去市场看妇女们以物易物，看到的是互助和不舍得浪费的一种秩序。夜晚，参加街坊孩子的生日宴会，听他们用树叶编成乐器弹唱自创的小调。
有一天傍晚，我路过一座破旧教堂。彩窗残破，漏光的夕阳洒在十字架和祈祷的人身上。牧师用沙哑的声音说：“宽恕不是忘记，而是让自己有力气走下去。”
在朱巴，贫穷是常态，苦难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每个人都用属于自己的方式，把日子过成诗。无论是微薄的工钱，还是一锅土豆炖肉；无论是草地婚礼，还是孩子在黄泥里画出的太阳；他们都用行动让希望成为常态。
我在《地球交响曲》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记下这些生活碎片，像一部城市的日记本，又像一首没有结尾的歌。
“朱巴不是完美的，它是一张在烈日与风尘下被写满又擦去的纸。但正因为如此，才更真实，更让人心疼。”
第五天的清晨，太阳依然毒辣。白尼罗河的水面反光如同碎银。萨拉陪我来到码头，她递给我一本本地作家自印的小说，书页粗糙却温柔。
“这是我们写给未来的故事。”她说，“等你下次回来，希望我们已经写出新的篇章。”
我与萨拉拥抱告别，身后是朱巴喧闹的码头和新生的城市。我的目光越过河流，看向那条通向西部的红土大道。那里，是南苏丹的另一座传奇之城——瓦乌。
据说瓦乌是鼓声和钟声共鸣的地方，是宗教、部落、草原与绿洲的交汇，是一切希望与矛盾在南苏丹土地上交错成长的温床。想到即将启程，心头又被一种强烈的期待点燃。
我翻开新的一页，题下标题：
第六百四十七章，瓦乌。鼓声与钟声共响的城，绿洲与信仰的重叠之地。
我背起行囊，最后一次回望尼罗河。江水依旧，城市如歌，远方的天边浮现出青绿的山线。
“瓦乌，我来了。”